炸馍片
原创小诗《下雨了》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11-05 16:13:10
下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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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局长处长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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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公款消费攻略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10-27 10:04:40
http://www.google.cn/search?hl=zh-CN&q=%E8%AE%B0%E8%80%85%E6%9A%97%E8%AE%BF&meta=&aq=f&oq=
记者暗访淫窝 被小姐逼迫发生关系
记者暗访特大淫窝实录
记者暗访洗浴中心
记者暗访 卖淫按摩店险些被打
记者暗访美女夜场
记者歌厅暗访实录
记者暗访色情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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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款消费，然后写篇攻略，不过标题改成记者暗访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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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哈哈，阎崇年这厮终于被打了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10-08 08:24:40
这老狗凭借央视《百家讲坛》万卫和解如光两个满族制片人的强力支持，把持着对普罗大众历史知识普及的话语权太久了。这次在无锡签售被打那是自找的，无锡江阴九万八千人被清兵屠杀的只剩下53人，这傻老狗在这儿签售不跟希特勒在特拉维夫签售《我的奋斗》差不多么。
附：天涯妙评一篇——有感于阎崇年在无锡被掴掌
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掴掌是和阎崇年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掴阎崇年掌虽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制约了阎老狗放毒，起码维持了舆论稳定。
屠杀有一定的局限性，开创了杀人的不好习气，但是有助于维护思想稳定。
----掴阎崇年掌有一定的局限性，开创了打人的不好习气，但是有助于维护舆论稳定。
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掴阎崇年掌更多的是促进了学术交流，其中造成的某些身体部件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
----掴阎崇年掌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护了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有现场的听众问我，康熙到底是千古一帝还是甲级战犯？我对这类问题不愿赘述，公道自在人心。否则，如何解释近十年来我们传媒界对康熙大帝的由衷歌颂和深切追忆呢？每当回想他玉宇呈祥的61年岁月，一股暖流自然涌上心头。请你们放下成见，与我一同去感受！
----有现场的听众问我，阎崇年到底是学者还是汉奸？我对这类问题不愿赘述，公道自在人心。否则，如何解释近十年来我在主流媒体每次放屁都那么受欢迎呢？每当回想我玉宇呈祥的74年人生，一股暖流自然涌上心头。请你们放下成见，与我一同去感受被掴掌的乐趣！
最近有一部《狼图腾》，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上层的精明与强干。
----最近有一部《掴掌门》，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族底层的愤怒与反击。
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掴阎崇年掌要客观评价，毕竟掴掌行动减少了阎老狗继续放毒的机会和可能性。
辛亥革命只是清王朝新政的延续
----当代反满兴汉运动只是辛亥革命的延续
附：天涯妙评一篇——有感于阎崇年在无锡被掴掌
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掴掌是和阎崇年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
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
----掴阎崇年掌虽然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制约了阎老狗放毒，起码维持了舆论稳定。
屠杀有一定的局限性，开创了杀人的不好习气，但是有助于维护思想稳定。
----掴阎崇年掌有一定的局限性，开创了打人的不好习气，但是有助于维护舆论稳定。
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掴阎崇年掌更多的是促进了学术交流，其中造成的某些身体部件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禁海策和闭关令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持了意识形态的稳定。
----掴阎崇年掌是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的，因为这维护了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
有现场的听众问我，康熙到底是千古一帝还是甲级战犯？我对这类问题不愿赘述，公道自在人心。否则，如何解释近十年来我们传媒界对康熙大帝的由衷歌颂和深切追忆呢？每当回想他玉宇呈祥的61年岁月，一股暖流自然涌上心头。请你们放下成见，与我一同去感受！
----有现场的听众问我，阎崇年到底是学者还是汉奸？我对这类问题不愿赘述，公道自在人心。否则，如何解释近十年来我在主流媒体每次放屁都那么受欢迎呢？每当回想我玉宇呈祥的74年人生，一股暖流自然涌上心头。请你们放下成见，与我一同去感受被掴掌的乐趣！
最近有一部《狼图腾》，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满族上层的精明与强干。
----最近有一部《掴掌门》，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族底层的愤怒与反击。
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
----掴阎崇年掌要客观评价，毕竟掴掌行动减少了阎老狗继续放毒的机会和可能性。
辛亥革命只是清王朝新政的延续
----当代反满兴汉运动只是辛亥革命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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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虾
新周刊：1999—2008十年文化语录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08-14 08:26:47
口述的历史是最鲜活的历史，口语映照出历史的原生态细节。中国新锐杂志《新周刊》汇集10年的精彩语录，通过不同年代的经典句子，串连十年来的社会进程。该书分为国事、民生、天下、当事人、新知、文化圈、男女、八卦、风尚、生活十大类别，从不同的视角记录 下变迁中的中国社会丰富多彩的一面。
1999
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
——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我看金庸》，把金庸列为“四大俗”之一，并说：“我尽最大善意理解这件事也只能想到：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引起哗然一片。金庸对此的回应是 ：“不称之为‘四大寇’和‘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毋庸讳言，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是美国文化：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等美国饮食，微软电脑、别克汽车等美国工业产品；到过没到过美国的人都敢说美国的好话……一种外族文化对中国有如此巨大影响，在历史上还不多见。
——作家蒋子龙在文章《认识克林顿》中说。
把哲学弄成图画书，把思想弄成人生格言，把诗弄成粗浅的哲理和警句，把大师经典弄成长篇电视连续剧，把文化泛化到衣食住行甚至庖厨与茅厕。
——有人这样总结快餐时代的特征。
所谓选择，都是虚幻。
——《黑客帝国》中的台词。这句话在1999年带来的震撼远不及网络日益普及的几年之后。
2000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 齐天大圣”。
——继炮轰金庸之后，王朔的《我看鲁迅》再次激起非议，但其中不乏他的某些论调被片面夸大的成分。
中国人20年后才能接受我这个未来派的设计。
——国家大剧院方案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如此评价自己的设计。因反对意见不断，原定于2000年4月开工的国家大剧院工程取消了开工仪式，7月更停工待命，以征求多方意见。
余秋雨已经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个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余秋雨经济学”，就是余秋雨骂人以及遭遇人骂，出书以及被盗版，作秀以及反作秀，出游以及反出游等等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余秋雨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热卖畅销书，以至于有人这样评价道。
70年代生的人都是古惑仔，都是拿着大片刀砍人到处炫耀的角色，分别只是有知识和没知识，共同点都是没有文化，没法沟通。……跟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你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
——《中国青年报》署名“李天时”的文章称“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引发了网上的大讨论。
2001
既要艺术化，又要商业化；既要言情，又要武打；既要满足华语影迷，又要适应国际口味。李安便是在这种犹犹豫豫以及对武打动作片缺乏控制力的情况下，执导了他最差的影片。
——写手戴方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卧虎藏龙》是李安最失败的影片。但随着《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奖项后，古装动作片成了中国顶尖导演认定的最为西方所认可的电影类型。看过《英雄》不由得觉得还是《卧虎藏龙》好看，而看过《无极》的人又都原谅了张艺谋 。
这好比老太太死了，找来巩俐扮演老太太，漂亮是漂亮了，可不是你奶奶了。
——有人建议把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拆迁，再原样复制一条，作家冯骥才感叹道。
清华的特点就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就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就像“李白”，北大就好比“杜甫”。
——与清华、北大两校渊源颇深的季羡林评价两个学校时候说。
2002
如果不尊重上海的文化遗产，为了做天下第一、世界最大的都市，你绝对会变成通俗城市的，这是我对上海的建议。
——和上海渊源颇深的李欧梵教授在华东师大的讲演中说道。他还说：绝对不要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这种竞赛是最糟糕的心态、是最坏的现代性的表现。
只有你感到自己渺小无力时，你才会相信它的高大和万能。这或许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楼房和高塔越建越高的缘故吧。
——龙永图在《冷眼看世界》中谈到埃菲尔铁塔和东京塔时说。事实上，在通过“标志性建筑”营造城市形象、树立政绩的心理驱动下，“9·11”的倒塌也没有影响中国人建摩天大楼的热情。
书中有5个拥有最强内力的人，骄傲地将他们自己封为5个方向的虚拟君主。
——美国评论家阿尔·蒂尔向英文版《射雕英雄传》的读者解释什么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他们15岁左右，荷尔蒙过剩。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罗琳描述她的读者群。英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有特设的“反哈利·波特热线”，供反感此书者发泄不满。
2003
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中收录了克隆、黑哨、蓝牙、泡妞、包二奶、三陪等等新词语。
——该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说，问题不在于收还是不收，而在于如何解释这些词语。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2003年年初相声大师马三立逝世，这是他的一个被梁左称为“意识流相声”的段子。
印好的书一半没售出；售出的书一半没人看；看了一半的书一半没理解；理解的书一半理解错了。
——一位书商对书市的感叹。
“小资”这个名词的传奇经历，打一开始就是传媒人一次集体自恋，一次与时尚合谋的自我炒作。
——关心克拉茵蓝、卡布奇诺咖啡、阿尔莫多瓦的人来来去去都是传媒人自己而已。
2004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
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余光中用这个比方来提醒大家：“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我们文学创作的根！”
“80后”既是商业的宠儿，也是艺术的乞儿。
——“80后”作家李傻傻这么总结。
对于小孩子来说，想像力是他的世界；而对于大人们来说，想像力是对自己的关怀。
——作家默非在文章《史努比、小王子和成人儿童主义》中这样写道。
2005
陈艺谋，张凯歌。
——《新周刊》关于张艺谋和陈凯歌“两个人的电影史”专题的封面标题。言下之意是：陈为艺谋，张奏凯歌。
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的就该牺牲碗里的，为了没柴烧，就连门槛都给剁了。
——北大历史学者李零在他的新书中不吐不快。
人家一说你不好立刻作检讨，或是一说好立刻就范进中举，得意忘形，都说明你不够自信。
——张艺谋驳斥有关他“不会讲故事”的言论。
为了爱。为了所有梦想的疯疯癫癫。为了所有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为了我们以为恒久却容易破碎的。为了我们觉得无法坚持而放弃的。为了我们不经意错过的。为了已去的、现在的和将要来的日子。
——著名网友和菜头在专栏文章中回答“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什么”。
以前，世界这么乱，小女子怎么混呢；现在嘛，小女子这么乱，世界怎么混呢？
——作家尹丽川评价芙蓉姐姐其人其事。
在书房里看40分钟的柏拉图出来到客厅看5分钟的李宇春。
——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他来说，看“超女”是在履行社会责任。
2006
有人为了爱情自杀，有人为了婚姻自杀，有人为了名誉自杀，但很少有人为了工作自杀。因为工作本身已经是一种慢性自杀行为了。
——朱德庸说。
我是悲剧演员，我是正剧演员，可你们认为我只适合演农村老太太。
——宋丹丹在访谈中抱怨观众对她“不公”。
不选他（张艺谋）选谁？
——张艺谋成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一家体育报纸的标题这样说。
你熬你的汤，我熬我的汤，我不能为了自己汤好卖，把别人的灶拆了吧。
——刘心武赴国外讲学，引起红学界的批评，他如此回应。
没有个性的大学绝对不是好大学，那只是大公司的连锁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坦言，目前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千校一面”。
2007
爱中天。
——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关于易中天的一期节目上，一位“易粉”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不知是爱易中天还是她的爱如日中天，或两者兼有。
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
——在于丹的一次签售活动中，一男子穿着印有上述字样的T恤以示抗议。据说此男子是一个国学爱好者。出版界快速跟进，两本随后出版的批判于丹的书就命名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
穿草鞋、穿皮鞋，就在今朝！
——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当年一位考生曾这般发下狠话。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留在我们心中。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F40的感受。
2008
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很恒很源祥；很假很坦白；很红很爆发；很色很无耻；很乐很Open；很爽很摇滚；很丑很封建；很小很强大……
——2008年流行“很什么很什么”的句式，以上为该句式的各种演绎版本。
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局副局长彭波在《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签署仪式上这样说。主管领导在正式场合运用了“很好很强大”这个流行句式，网友评价说“看来领导们也是与时俱进啊”。
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鸡—鸡—鸡—
——恒源祥贺岁形象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一分钟的广告从“鼠鼠鼠”到“猪猪猪”，把十二生肖叫了个遍，以至于有观众以为自家的电视坏掉了，也有评论说它“很有钱很暴力”。
中国美术比非洲还要落后。
——89岁的画家吴冠中炮轰国内美术界，说我们总以为非洲艺术很落后，其实他们比我们现代很多。
摘自《嘴上风暴》 新周刊 编 漓江出版社2008年7月
1999
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
——王朔在《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我看金庸》，把金庸列为“四大俗”之一，并说：“我尽最大善意理解这件事也只能想到：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引起哗然一片。金庸对此的回应是 ：“不称之为‘四大寇’和‘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笔下留情。”
毋庸讳言，借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的是美国文化：好莱坞电影、可口可乐、麦当劳等美国饮食，微软电脑、别克汽车等美国工业产品；到过没到过美国的人都敢说美国的好话……一种外族文化对中国有如此巨大影响，在历史上还不多见。
——作家蒋子龙在文章《认识克林顿》中说。
把哲学弄成图画书，把思想弄成人生格言，把诗弄成粗浅的哲理和警句，把大师经典弄成长篇电视连续剧，把文化泛化到衣食住行甚至庖厨与茅厕。
——有人这样总结快餐时代的特征。
所谓选择，都是虚幻。
——《黑客帝国》中的台词。这句话在1999年带来的震撼远不及网络日益普及的几年之后。
2000
在我小时候，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的，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个朋友一直暗暗叫他“ 齐天大圣”。
——继炮轰金庸之后，王朔的《我看鲁迅》再次激起非议，但其中不乏他的某些论调被片面夸大的成分。
中国人20年后才能接受我这个未来派的设计。
——国家大剧院方案的设计者保罗·安德鲁如此评价自己的设计。因反对意见不断，原定于2000年4月开工的国家大剧院工程取消了开工仪式，7月更停工待命，以征求多方意见。
余秋雨已经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个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流派——“余秋雨经济学”，就是余秋雨骂人以及遭遇人骂，出书以及被盗版，作秀以及反作秀，出游以及反出游等等所创造的经济效益。
——自19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余秋雨之后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为热卖畅销书，以至于有人这样评价道。
70年代生的人都是古惑仔，都是拿着大片刀砍人到处炫耀的角色，分别只是有知识和没知识，共同点都是没有文化，没法沟通。……跟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你不是虐待狂就是受虐狂。
——《中国青年报》署名“李天时”的文章称“不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引发了网上的大讨论。
2001
既要艺术化，又要商业化；既要言情，又要武打；既要满足华语影迷，又要适应国际口味。李安便是在这种犹犹豫豫以及对武打动作片缺乏控制力的情况下，执导了他最差的影片。
——写手戴方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卧虎藏龙》是李安最失败的影片。但随着《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奖项后，古装动作片成了中国顶尖导演认定的最为西方所认可的电影类型。看过《英雄》不由得觉得还是《卧虎藏龙》好看，而看过《无极》的人又都原谅了张艺谋 。
这好比老太太死了，找来巩俐扮演老太太，漂亮是漂亮了，可不是你奶奶了。
——有人建议把天津最古老的商业街——估衣街拆迁，再原样复制一条，作家冯骥才感叹道。
清华的特点就是清新俊逸，北大的特点就是深厚凝重。要比的话，清华就像“李白”，北大就好比“杜甫”。
——与清华、北大两校渊源颇深的季羡林评价两个学校时候说。
2002
如果不尊重上海的文化遗产，为了做天下第一、世界最大的都市，你绝对会变成通俗城市的，这是我对上海的建议。
——和上海渊源颇深的李欧梵教授在华东师大的讲演中说道。他还说：绝对不要跟世界其他国家比，这种竞赛是最糟糕的心态、是最坏的现代性的表现。
只有你感到自己渺小无力时，你才会相信它的高大和万能。这或许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楼房和高塔越建越高的缘故吧。
——龙永图在《冷眼看世界》中谈到埃菲尔铁塔和东京塔时说。事实上，在通过“标志性建筑”营造城市形象、树立政绩的心理驱动下，“9·11”的倒塌也没有影响中国人建摩天大楼的热情。
书中有5个拥有最强内力的人，骄傲地将他们自己封为5个方向的虚拟君主。
——美国评论家阿尔·蒂尔向英文版《射雕英雄传》的读者解释什么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
他们15岁左右，荷尔蒙过剩。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作者罗琳描述她的读者群。英国、德国、瑞士、奥地利有特设的“反哈利·波特热线”，供反感此书者发泄不满。
2003
商务印书馆2003年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中收录了克隆、黑哨、蓝牙、泡妞、包二奶、三陪等等新词语。
——该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说，问题不在于收还是不收，而在于如何解释这些词语。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2003年年初相声大师马三立逝世，这是他的一个被梁左称为“意识流相声”的段子。
印好的书一半没售出；售出的书一半没人看；看了一半的书一半没理解；理解的书一半理解错了。
——一位书商对书市的感叹。
“小资”这个名词的传奇经历，打一开始就是传媒人一次集体自恋，一次与时尚合谋的自我炒作。
——关心克拉茵蓝、卡布奇诺咖啡、阿尔莫多瓦的人来来去去都是传媒人自己而已。
2004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
当你的女友改名为玛丽，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
——余光中用这个比方来提醒大家：“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我们文学创作的根！”
“80后”既是商业的宠儿，也是艺术的乞儿。
——“80后”作家李傻傻这么总结。
对于小孩子来说，想像力是他的世界；而对于大人们来说，想像力是对自己的关怀。
——作家默非在文章《史努比、小王子和成人儿童主义》中这样写道。
2005
陈艺谋，张凯歌。
——《新周刊》关于张艺谋和陈凯歌“两个人的电影史”专题的封面标题。言下之意是：陈为艺谋，张奏凯歌。
改革不能目中无人……不能轻言牺牲，哪怕是为了长远利益。我们不能说，为了国际就该牺牲中国，为了效率就该牺牲安全，为了锅里的就该牺牲碗里的，为了没柴烧，就连门槛都给剁了。
——北大历史学者李零在他的新书中不吐不快。
人家一说你不好立刻作检讨，或是一说好立刻就范进中举，得意忘形，都说明你不够自信。
——张艺谋驳斥有关他“不会讲故事”的言论。
为了爱。为了所有梦想的疯疯癫癫。为了所有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为了我们以为恒久却容易破碎的。为了我们觉得无法坚持而放弃的。为了我们不经意错过的。为了已去的、现在的和将要来的日子。
——著名网友和菜头在专栏文章中回答“我们活着究竟是为什么”。
以前，世界这么乱，小女子怎么混呢；现在嘛，小女子这么乱，世界怎么混呢？
——作家尹丽川评价芙蓉姐姐其人其事。
在书房里看40分钟的柏拉图出来到客厅看5分钟的李宇春。
——学者徐友渔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对他来说，看“超女”是在履行社会责任。
2006
有人为了爱情自杀，有人为了婚姻自杀，有人为了名誉自杀，但很少有人为了工作自杀。因为工作本身已经是一种慢性自杀行为了。
——朱德庸说。
我是悲剧演员，我是正剧演员，可你们认为我只适合演农村老太太。
——宋丹丹在访谈中抱怨观众对她“不公”。
不选他（张艺谋）选谁？
——张艺谋成为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一家体育报纸的标题这样说。
你熬你的汤，我熬我的汤，我不能为了自己汤好卖，把别人的灶拆了吧。
——刘心武赴国外讲学，引起红学界的批评，他如此回应。
没有个性的大学绝对不是好大学，那只是大公司的连锁店。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坦言，目前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千校一面”。
2007
爱中天。
——凤凰卫视《鲁豫有约》关于易中天的一期节目上，一位“易粉”给自己起了这个名字。不知是爱易中天还是她的爱如日中天，或两者兼有。
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
——在于丹的一次签售活动中，一男子穿着印有上述字样的T恤以示抗议。据说此男子是一个国学爱好者。出版界快速跟进，两本随后出版的批判于丹的书就命名为《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
穿草鞋、穿皮鞋，就在今朝！
——2007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当年一位考生曾这般发下狠话。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留在我们心中。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这句话准确地概括了F40的感受。
2008
很好很强大；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很恒很源祥；很假很坦白；很红很爆发；很色很无耻；很乐很Open；很爽很摇滚；很丑很封建；很小很强大……
——2008年流行“很什么很什么”的句式，以上为该句式的各种演绎版本。
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局副局长彭波在《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签署仪式上这样说。主管领导在正式场合运用了“很好很强大”这个流行句式，网友评价说“看来领导们也是与时俱进啊”。
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鸡—鸡—鸡—
——恒源祥贺岁形象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一分钟的广告从“鼠鼠鼠”到“猪猪猪”，把十二生肖叫了个遍，以至于有观众以为自家的电视坏掉了，也有评论说它“很有钱很暴力”。
中国美术比非洲还要落后。
——89岁的画家吴冠中炮轰国内美术界，说我们总以为非洲艺术很落后，其实他们比我们现代很多。
摘自《嘴上风暴》 新周刊 编 漓江出版社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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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x操作系统简史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07-30 08:42:47
Communix操作系统最早是两个德国人Marx和Engles开发的（称为Communix基础版，或Communix 1.0和2.0），遵守GPL，它的早期支持者曾经先后组织过两个国际讨论区。
当时少数先进的国家都使用微软的Windows，其他的绝大多数国家要么用DOS，要么作为受Windows主机控制的远程终端，相比之下， Communix支持的机子很少，但移植Communix的努力一直就没停止过。最早是以法国为主的一些人在巴黎、里昂等地移植过，但失败了。此后 Communix分成两条路发展，一条是删除一些不兼容的代码，把Communix移植到Windows运行；反对微软的另一批人在俄国著名程序员 Lenin的领导下，在俄国移植Communix获得成功（第一次发行时称为俄版Communix beta或Communix 3.0beta），一度做到15个主节点、20多个子节点的大规模并行Cluster，并影响到亚洲、东欧、拉美等一些地方。
一个小插曲：在Lenin之后，俄版Communix项目的两个CEO对Communix 3.0正式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多数的Stalin重视系统安全和运行效率，认为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优化俄版Communix代码；占少数的 Trotsky认为要把微软干掉，因此必须支持更多的硬件，提供更多的功能。这次分歧以Trotsky失败告终。Trotsky和他的团队后来开发了自己的Communix（称为托版Communix或Communix 4.0），但除了在斯里兰卡短暂地装过一段时间以外，都是小用户。这些用户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且互不统一，Trotsky死后没人整理，因此托版 Communix非常乱。而由Stalin的团队打造的Communix 3.0正式版因为过于注重系统安全和效率，导致界面不够友好，娱乐功能少，不能及时更新一些新功能。Stalin的继任者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片面追求漂亮界面和娱乐功能，甚至干脆向微软购买这些功能，放弃了系统安全和效率，更不对代码作任何优化，导致系统经常当机和被黑客入侵，最后不得不改装 Windows（据说负责洽谈这次改装项目的经理Yeltsin还拿了不少回扣）。
在俄国成功移植Communix的消息也鼓舞着中国的Communix爱好者们，但早期的努力都不成功。一个姓毛的人说，俄版Communix光是汉化还不行，因为我们的硬件太旧了，短期内也不可能更新，所以必须为我们自己的硬件改写一部分底层代码。这种办法最后成功了，成为低配置计算机移植 Communix的精典范例而载入史册。毛还反对俄版Communix晚期的一些修改，认为这是向微软投降。为了及时清理Communix队伍内部的微软代理人，他发动广大用户学Communix和写Communix，打造一个“六亿神州皆Hacker”的毛版Communix。他的主张遭到开发团队的反对，最后无果而终，但影响持续至今。如今，一个精通毛版Communix的程序员往往被看作是危险的黑客，而那些拿了很多认证的Communix程序员都在跟微软学接轨。但是，代码要开源，人民要编程是无法扭转的世界潮流。
今天，国内外仍有不少毛版Communix支持者。曾有人说尼泊尔的毛版Communix是“盗版”，这就连GPL的基本常识都不顾，堕落到微软版权的泥坑里去了。
当时少数先进的国家都使用微软的Windows，其他的绝大多数国家要么用DOS，要么作为受Windows主机控制的远程终端，相比之下， Communix支持的机子很少，但移植Communix的努力一直就没停止过。最早是以法国为主的一些人在巴黎、里昂等地移植过，但失败了。此后 Communix分成两条路发展，一条是删除一些不兼容的代码，把Communix移植到Windows运行；反对微软的另一批人在俄国著名程序员 Lenin的领导下，在俄国移植Communix获得成功（第一次发行时称为俄版Communix beta或Communix 3.0beta），一度做到15个主节点、20多个子节点的大规模并行Cluster，并影响到亚洲、东欧、拉美等一些地方。
一个小插曲：在Lenin之后，俄版Communix项目的两个CEO对Communix 3.0正式版出现了意见分歧。占多数的Stalin重视系统安全和运行效率，认为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优化俄版Communix代码；占少数的 Trotsky认为要把微软干掉，因此必须支持更多的硬件，提供更多的功能。这次分歧以Trotsky失败告终。Trotsky和他的团队后来开发了自己的Communix（称为托版Communix或Communix 4.0），但除了在斯里兰卡短暂地装过一段时间以外，都是小用户。这些用户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东西，且互不统一，Trotsky死后没人整理，因此托版 Communix非常乱。而由Stalin的团队打造的Communix 3.0正式版因为过于注重系统安全和效率，导致界面不够友好，娱乐功能少，不能及时更新一些新功能。Stalin的继任者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片面追求漂亮界面和娱乐功能，甚至干脆向微软购买这些功能，放弃了系统安全和效率，更不对代码作任何优化，导致系统经常当机和被黑客入侵，最后不得不改装 Windows（据说负责洽谈这次改装项目的经理Yeltsin还拿了不少回扣）。
在俄国成功移植Communix的消息也鼓舞着中国的Communix爱好者们，但早期的努力都不成功。一个姓毛的人说，俄版Communix光是汉化还不行，因为我们的硬件太旧了，短期内也不可能更新，所以必须为我们自己的硬件改写一部分底层代码。这种办法最后成功了，成为低配置计算机移植 Communix的精典范例而载入史册。毛还反对俄版Communix晚期的一些修改，认为这是向微软投降。为了及时清理Communix队伍内部的微软代理人，他发动广大用户学Communix和写Communix，打造一个“六亿神州皆Hacker”的毛版Communix。他的主张遭到开发团队的反对，最后无果而终，但影响持续至今。如今，一个精通毛版Communix的程序员往往被看作是危险的黑客，而那些拿了很多认证的Communix程序员都在跟微软学接轨。但是，代码要开源，人民要编程是无法扭转的世界潮流。
今天，国内外仍有不少毛版Communix支持者。曾有人说尼泊尔的毛版Communix是“盗版”，这就连GPL的基本常识都不顾，堕落到微软版权的泥坑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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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原因导致加速衰老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07-08 09:53:20
许多人意识到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吸烟和酗酒能导致加速衰老。但是现代社会高强度生活节奏中不时出现的反复压力和营养不良会带来什么呢？读下去吧，看看在你一生中什么原因能导致你加速衰老。
1、糟糕的饮食
你吃什么可能比你做的其它任何事情对你健康的影响都大。当你吃那些糟糕的食品——油腻的、加工的或油炸食品和单糖类食品——的时候，你正用化学添加剂和反式脂肪*及通过剥夺身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来给身体加压，进而加速你身体的衰老。相反，当你吃那些“生命活力”食品的时候，你可以预防疾病和增强身体器官的功能。
一般来说，你的饮食内容应当包含各种各样颜色（食品）和各种有机精益蛋白质来源的平衡，混合型碳水化合物，全谷类，豆类，水果和蔬菜。许多研究表明水果和蔬菜表皮中各式各样的天然色素是强效抗氧化剂，那是保持健康、防癌和使身体免受环境毒素侵害的重要营养成份。
避免摄入油腻食品，加工和油炸食品。保持最低的牛奶摄入量，因为大部分牛奶都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把糖果、糖、苏大和所有的单糖食品从你的菜单中拿走。过量的糖会转化为你体内的脂肪而使你体重增加——必然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所以吃得科学点吧！
2、忧虑
忧虑不仅让你心情沮丧，也损害你的健康。实际上，抑郁和不快的人得心脏病的几率是正常人的两倍。有证据显示C型个性特征的人——那些有忧郁、消沉和过分担心的人——更容易得癌症。千万不要低估你情绪的影响力。你的经历是由你表现出来的能力决定的，但最终，在人生低谷的时候拥有消极看法还是积极态度是你自己的选择。
几年前，我有幸同已故的Norman Cousins一起工作。他的研究表明情绪对许多生理机能有重大的影响，包括免疫系统。他发现，在经历20天每天半小时捧腹大笑后，癌症患者体内攻击癌细胞的免疫K细胞数量有所增长。笑也会释放体内的安多芬，这是一种能给你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毋庸置疑，快乐的人活得更久更健康。
3、缺乏锻炼
我从没遇到过一个不积极锻炼的健康人或者百岁老人。锻炼对健康的新陈代谢、恰当的能量循环和体内废物的排除是必不可少的。超重和缺乏运动是加速衰老和满身疾病的必然原因。心肺功能运动是加速新陈代谢、燃烧多余卡路里和减肥的关键。快走、徒步旅行、慢跑、游泳、自行车和爬楼梯—这么多保持健康方法的选择！以最大心率（MHR，可以通过220减去你的年龄得到）的60-80%心率水平锻炼半小时。经常性的锻炼也可以防止“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这是全球工业化国家增长最快的疾病。
你能通过扩展你的关节活动度锻炼来避免肌肉、关节和肌腱的加速衰老；一些包括太极、气功和瑜伽的选择。利用在我书里可以轻松学会的简单太极拳吧，“和谐太极”点这儿。同样，适当的负重锻炼对骨密度和肌肉力量也是必须的。别忘了锻炼时必须进行合理的热身和冷却以避免受伤。
4、压力
压力是我们忙碌生活的巨大副产品而且它导致我们的健康遭受极大损害。这时期（承受压力期间）我们身体的“生存方式”时常变得兴奋。当你遭受压力时，你的身体进入了“战斗或逃跑”模式，这种状态需要大量的能量。肾上腺素被从肾上腺释放出来，它告诉身体把储存的糖通过肝脏转化成葡萄糖，因为在假定的“战斗或逃跑”剧本中身体的能量需求显著增强了。
不幸的是，这样的剧本几乎从来不会演完而且那些永远不会被消耗的血糖最终作为脂肪存储在体内——不可避免地造成体重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所有这些压力会持续消耗你身体的能量资源直到身体由于负荷过重而垮掉，这将导致肾上腺疲劳，神经失常或免疫系统故障。
为了保持轻松，别忘了每天不断深呼吸。给自己一点空闲吧！你是个人，不是机器。试着在你午休期间小睡15分钟。如果你只有5分钟的多余时间，就只好闭上眼睛来缓解压力了。冥想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这是个消解压力的好方法。想知道更多如何用冥想来减轻压力，点这儿。
5、缺少睡眠
这是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成年人平均每个晚上需要7到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来保持健康。记住只要3个晚上睡眠不足免疫系统就平均降低60%的功效。没有每晚足够的“恢复时间”，你的身体将每况愈下而精疲力竭，走向身体失衡和患病的道路。
我希望你们找到活得长寿活得康健的方法！我欢迎你们经常光顾（我的空间）并且和我分享你们自己的健康和长寿秘诀。
希望你们活得长寿、康健和快乐！
—毛博士
（*：反式脂肪酸也叫反式脂肪，又称为“逆态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属不饱和脂肪酸，为食品业者以植物油为原料透过部分“氢化”处理所产生的油脂。与一般植物油相比，反式脂肪具有耐高温、不易变质、存放更久等优点，但据有关研究表明，经常食用反式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易患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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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听小旭游戏音乐制作室的《蜀山OL原声》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07-03 11:18:45
今儿夜航船群的群友推荐了小旭游戏音乐制作室为网游蜀山online所做的音乐辑。
虽仍稍显单薄，但依然让人耳边为之一振，音乐的原创度很高，编曲出色，演奏与和声都颇具水准，很久没听到有这么高水准的中国风音乐了。对于原声音乐来讲，不管是游戏还是电影抑或电视剧，如果从原剧中剥离出来，单独给一个没看过或者玩过的人听，免不了会显得突兀，至少会难以融入思想。但蜀山OL的OST（姑且先称之为OST吧）的配乐从游戏中拿出来，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很难得的（我是相当抗拒RPG和网游的）。
希望小旭能继续扩展配乐范畴，希望中国的音乐界能出现像久石让，Hans Zimmer一样的配乐大师。
虽仍稍显单薄，但依然让人耳边为之一振，音乐的原创度很高，编曲出色，演奏与和声都颇具水准，很久没听到有这么高水准的中国风音乐了。对于原声音乐来讲，不管是游戏还是电影抑或电视剧，如果从原剧中剥离出来，单独给一个没看过或者玩过的人听，免不了会显得突兀，至少会难以融入思想。但蜀山OL的OST（姑且先称之为OST吧）的配乐从游戏中拿出来，完全没有这种感觉，这是很难得的（我是相当抗拒RPG和网游的）。
希望小旭能继续扩展配乐范畴，希望中国的音乐界能出现像久石让，Hans Zimmer一样的配乐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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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事件(兼聊世界天文史)
炸馍片 发表于 2008-06-18 09:49:08
转贴：
色影无忌网友 iamanewbee 原创
原文链接：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72337
1992年11月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罗马天主教堂发表讲话，承认359年前教会谴责伽利略日心说是错误的，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旋转的。”
任何一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读过伽利略力斗罗马天主教会的故事：“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3年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他毕生捍卫的真理却与世长存。”所以，作为一个有稍高于小学文化水平的我，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保罗二世吃饱了没事要翻370多年前的老帐？
天主教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有三大污点，分别是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以及审判伽利略。这些不光彩的事，天主教的态度是Don't Ask, Don't Tell，你不提咱也不说，最好大家都忘记这几段不愉快。如果有人蓄意找天主教的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出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阳光下面抖一抖，一般来说天主教徒立刻会沉默无言。至于天主教徒们，是万万不会主动提起这三件事情的。
保罗二世是谁啊？梵帝冈的现任教皇是本尼迪克特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保罗二世是他的前任。他是波兰人，1978年登基教皇的时候，年仅58岁，是1846年皮乌士四世(Pius IX)以来最年轻的教皇。保罗二世果然是年轻有为，在位期间访问过100多个国家，精通10门语言，直到2005年逝世。在位27年，时间之长，仅次于皮乌士四世，排名第二。
当保罗二世去世后，红衣大主教们在梵帝冈关门投票选新教皇。天主教的11亿教众也非常好奇，想看看谁能够接替这个一代明主的地位。结果选出了年龄高达78岁的现任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这等于是红衣大主教们向世界宣布，当世的50、60岁的主教里面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以继位，只有先选一个垂死的老头做过渡，在他活着的这几年继续慢慢寻找。保罗二世之受推崇，可见一斑。
作为天主教的一代英主，保罗二世当然不会吃饱了没事找事，更不会蓄意向自己的天主教发难。保罗二世的讲话，其实是对一个长达13年的调查做的总结，因为早在1979年他就责成教会的科学参议员(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开始对迫害伽利略这件事做调查研究。调查的目的，并非是决定日心说的正确与否，而是搞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主教被扯入天文学争论，最终弄出一个跨世纪的大污点。换言之，教皇发火了，后果很严重，需要找出那些办砸事的人骂娘，哪怕是死了几百年的也要拉出来骂！
一个调查长达13年，如果不是那些调查员们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只能说明被调查的事相当复杂。伽利略事件远非小学课本写的那么简单。
(1)
小学课本里，大凡提到伽利略，必定会提到他的对立面，“万恶的”亚里斯多德(“2.8”同学在26贴指出，“国内的课本从来没有说过亚里斯多德是“万恶的””)；提到日心说，必定会提到它的对立面，“万恶的”地心说。就像每个童话故事，坏蛋越坏，才显得主人公越好。所以，地心说给小学生们的印象，就是“腐朽没落”四个字，和清政府、蒋家王朝是一个级别的。天文学被地心说统治了1800年，简直是老天瞎眼，人类不幸。
当然，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地心说不但不是腐朽没落，而且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天文学说。怎么先进？这样说吧，就在300多年前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的时候，它都遥遥领先亚、非、美洲的任何国家和文化。不信？好吧，让我们用中国天文学做个简单的比较。
常常读到中国古人晚上看天空，比如三国里的“亮夜观天象，曹贼未合身亡。。。”等等。孔明“夜观天象”是在看什么？天上所有的恒星位置都是固定的，如果是万里晴空，那么孔明每天晚上看的夜空就是一模一样的，没啥可观的。所以，值得“观”的，肯定是在夜空中有变化的，换言之，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孔明看的只会是七样游走天空的东东：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有诸葛亮这样水平的人很快就能够看出，天空中这七样东东无论如何行走，都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在星空绕圈圈。这就是所谓的“黄道”，以区别于垂直于天空旋转轴的那条“红道”(就是天赤道啦)。因为中国古人没有全球地理的概念，所以赤道完全是条在天空的线道。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表明黄道和赤道有个明显夹角，所以没有任何重要性：你只听说过“黄道吉日”，没有听说过“红道吉日”吧？
现代天文学解释了为什么日、月、金、木、水、火、土“看上去”都沿着黄道运行的原因：地球和月、金、木、水、火、土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围绕太阳公转。现代天文学也解释了黄道和赤道为什么“看上去”有个23度半的夹角：地球的自转轴不是平行于公转轴，而是有个23度半的夹角。当然，中国古人并不知道这些道理，他们只是观察到表面(apparent)现象。
中国古人对黄道的研究是很充分的。比如，你一定听说过二十八宿。什么是二十八宿？月亮沿着黄道走，大约27天多一点绕完一周，所以中国人把沿着黄道的恒星分成28组。月亮每晚(每宿)走过一组，所以称为二十八宿。又比如，春分秋分，其实就是太阳沿着黄道走到黄道红道的两个交叉点的日子。当太阳走到交叉点时，那天的白天和黑夜都正好是12个小时，等同长度。所以标志着冬去春来(即白天将越来越长)，或者夏去秋来(即白天将越来越短)。其他的节气也无非是太阳沿着黄道走到其他位置的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四节气能够非常准确地嵌入西元阳历，却在中国阴历里头乱七八糟，需要天官通过“夜观天象”年年更新。
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你造一个能够指示日月年的万年历机器，你会怎么做？最简单的方法是造3个轮子：最外圈的一个轮子模拟周天的星空背景；里面的两个轮子，一个模拟月亮相对于星空背景的移动，也就是每天走 1 / 27.x 个圆周；另一个模拟太阳相对于星空背景的移动，也就是每天走 1 / 365.25 个圆周；这样，“月轮”走一圈就是一个阴历月，“日轮”走一圈就是一个公历年。不难吧？如果你的技术足够高，让星空轮向真实的天空一样缓缓转动，让日轮、月轮建造得和日月轨道一样的倾斜于赤道，那么你的机器就很象浑天仪了。
但是，和希腊人相比，中国的天文水平就非常末流了。无论是天文理论、还是测量精度，中国人都落后希腊人数千年。
先说天文理论。中国的天文理论是什么？主要是三个，浑天说，盖天说，以及宣夜说。盖天说就是“天圆地方”说。就是天空如同一个碗倒扣在方形的地面，很直观，但问题也来了：天地交界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圆形的天空扣在方形的地面，那么那些扣在外面的地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在《周比算经》中改成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解决了天地交界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个“八万里”的距离比较搞笑，地球赤道的周长都有8万里，天离地也太近了一些。
宣夜说认为天是无限而空虚的，星辰就悬浮在空虚之中，日月星辰自由自在地运行，没有运行规律。这个学说就太激进了，说天上星辰在无限的虚无之中胡乱行走飞腾，几乎就是“不可知论”。
这两个理论，与浑天说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当然更加不能拿出来和希腊人的相提并论。中国的天文理论中最成熟的，要算是浑天说了。东汉张衡，公元78-139年的人，就是制造浑天仪的那位大哥，写过一篇《浑天仪注》，非常好地总结了浑天说：“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其中比较先进的思想有三条：
1。地球说：大地如蛋黄据于世界中央。相对于盖天说的“天圆地方”，这是非常先进的。
2。地心说：天空如蛋壳围绕地球旋转。这也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对旋转机理也有解释(虽然是错的)：蛋清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气，下半部分是水，地球是浮在水(即大海)上，所以天空(蛋壳)可以自由绕地球(蛋黄)旋转，符合“日月升落”的日常常识，也符合“走到大地尽头肯定是大海”的日常常识。
3。公历年：张衡说一年有365.25天。(葱农同学在33贴补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行的 颛顼历定义的回归年已经是365.25，和儒略历都属于四分历，颛顼历源于何时还未知，但肯定早于儒略历。中国的干支记日已经连续了2700多年；据说根据对甲骨卜辞研究，3000年前的干支记日也是靠谱的，这些是西历不可比的”)
张衡造水运浑象，即漏水转浑天仪，是在公元117年。他能够写出如此定性且定量的浑天说论文，说明在公元后117年浑天说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很可惜，比张衡早462年(差不多20几代人吧)，希腊人亚里斯多德已经系统性地提出了地心说。
(2)
什么是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地心说是否仅仅是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轨道是离地球距离不等的同心圆共同绕地球旋转？错！这是亚里斯多德之前的希腊人的天文观，在亚里斯多德之前就存在几百年了。如果亚里斯多德只是归纳前人的观点，他就不是统治科学文化界1800年的一代宗师了。
知道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吗？现在的人们发现微观粒子之间仅存在四种相互作用力，它们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宇宙间所有现象都可以用这四种作用力来解释。进一步研究四种作用力之间联系与统一，寻找能统一说明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理论称为大统一理论。这是物理的终极目标，标志着物理学最终达到了解释一切的境界。
亚里斯多德想做的，正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企图建立起一套理论，能够解释所有事物，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包括天下的世间万物。根据维基百科的罗列，亚里斯多德涉猎的学问，分别是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生物学、美学、伦理学、政府、形而上学、政治学、心理学、修辞学、神学、教育、文学、诗歌等等。所以，亚里斯多德这个人，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 --- 全才。(至于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这些名人关系就不重复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狗狗。)
简单地说，亚里斯多德认为，天下万物，每个都有其“最终目的”，telos。每个的存在过程就是它企图达到“最终目的”的过程。比如空气的最终目的是升到最高处，所以空气总是想方设法往高处升，于是就解释了在水里的气泡为什么总是往上走而不往下走。同样的，瓦罐的最终目的是裂开，水的最终目的是往最低处走，农民的最终目的是种粮食，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领导全国人民。。。等等。最最重要的是，地球上的万物都是由水、气、火、土这四种元素组成。而这四种元素的当前存在形式并没有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地球上的万物也没有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地球上的万物都在变化、在挣扎，都在企图达到“最终目的”。换言之，都是不完美的。
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之强大，在于它很好地解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现象，所以很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千年一见的顶尖高手，怎么可能止步于“日常现象”？最起码，他要把看得见的天空也划入自己理论的管辖地！
与地上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天上的星空，加上日、月、金、木、水、火、土，显得非常完美。它们的轨道成正圆形，每天环绕地球，速度永远不变。这就表明，它们都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没必要继续变化。亚里斯多德说，这些完美物体，肯定不能是由不完美的水、气、火、土四大元素组成。于是亚里斯多德发明了第五元素(你是否联想到美国科幻片《第五元素》？)---以太 (Aether)。以太是一个已经达到“最终目的”的元素，是一个没有必要继续变化的元素，所有已经达到talos的、完美的物体，必定是纯以太组成。因为天上所有物体都是完美的，所以天上所有物体都是纯以太组成。(Cu2+同学在30贴认为，“亚里士多德时代流行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六元素论，其中第五元素是“爱”，第六元素是“恨”，“爱“使万物相聚，“恨"使万物分离。”这和我读到的有关以太的文字比较不同。)
在亚里斯多德的努力下，地心说这个理论不再仅仅是说明天体“如何”运转，而是上升到解释“为何”天体如此运转的理论高度。“五大元素目的论”第一次把天上天下万物做了全面的总结和解释，统一了天文、物理等等所有学科。
(3)
张衡的浑天说，把日月星辰都看作是在天空蛋壳上运行的物体，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轨道是离地球距离不等的同心圆，其他固定不变的夜空是最外层的一个同心圆。所以亚里斯多德的的理论，不但完全超越了浑天说，同心圆这个概念更是一个质的飞跃。为什么？因为这个思想让希腊人很自然地迈出下一个进步的脚步：测量太阳-地球的距离，以及测量月球-地球的距离，等等，从而启动了先进的天文理论的数量化进程。
测量，属于西洋的“奇技淫巧”，是中国人的大弱项。所以，中国古人在天文测量上，溃败得比天文理论更加彻底。
1。 地球的半径： 希腊一个叫伊拉托森尼斯(Eratosthenes) (公元前276年-公元前194年)的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运动员。虽然他涉猎的学科只有亚里斯多德的四分之一，但是还是被冠以“五项全能”的雅号。他在埃及做学问之余，顺手测量了一下地球的半径。通过测量埃及两个不同地点的正午阴影的长度差别，他说地球的周长是25万stadia，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只有10%！
非常奇怪，在中国虽然张衡等浑天说的人士把大地看作球状，但是似乎没有人尝试著测量大地的曲率或者地球半径。(“还要吃”同学在48贴指出，“中国最晚在唐朝测过子午线长度。”应该是唐朝人南宫说、张遂/僧一行的事情吧。张遂/僧一行在公元724-725年利用南宫说在河南的测量数据，认为“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131.3公里)”。这相当于计算了北纬34.5(河南)的子午线长度，精度是现代测量数据(110.6公里)的20%。)
2。太阳、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伊拉托森尼斯顺手测量的，还有太阳、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他说太阳离地球8亿4百万stadia，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只有15%！但是他说月亮离地球只有78万stadia，不到现代测量数据的1/3，错到不及格。所幸的是，当年的希腊人才倍出，另一个叫希帕霍斯(Hipparcus)(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20年)的人算出来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是地球直径的29.5倍，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小于2%！
中国关于太阳和地球距离的最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恐怕是(据传)周朝郑国人列御寇所作《列子 汤问》里的《两小儿辨日》了，还拿孔子开涮。一个小孩说物体近大远小，所以早晨的太阳离地近；另一个说火焰近热远冷，所以中午的太阳离地近。反正写到最后也没有搞清太阳离地球究竟是早上更近还是中午更近。换言之，这篇论文没有论证出太阳围绕地球轨的轨道是一个同心圆，所以测量同心圆半径更是无从谈起。
3。一年的长度。天文学里有两个“年”的定义。一个是回归年(Tropical year)，一个是恒星年(Sidereal year)。所谓回归年，就是太阳绕黄道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所谓恒星年(Sidereal year)，就是恒星夜空经过春夏秋冬恢复到原位需要的时间。张衡的《浑天仪注》清楚写道，太阳绕黄道一周天(就是一年)，是365又四分之一天。换言之，张衡在公元117年说，回归年是365天6小时。张衡的测量精确到1/4天。
相对于回归年，恒星年是个非常没有用处的概念。回归年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制定，所以和季节、气温、日照、降雨等等息息相关，直接影响每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恒星年不过是夜空恢复原位而已，完全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中国古人对恒星年不感兴趣。
希腊的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就测量了恒星年，他说一个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53秒，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是8分17秒。希帕霍斯(Hipparcus)的测量更加精确，他说一个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10分钟，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仅仅是50秒。他还说，一个回归年是365天5小时55分钟12秒，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是6分钟26秒。可见，希腊人的天文测量，不但比中国人早，而且比中国人精度高出几个楼层，已经达到秒级。希腊人的几何水平就一个字：“强！”
4。地球北极的旋转。回归年和恒星年的差距，其实就是地球北极微小旋转的周期。地球的北极现在指向北极星，但是万余年以后就不再是，再过万余年会重新指回北极星。希腊的希帕霍斯(Hipparcus)，就是前面那个测量的精确度击败了伊拉托森尼斯(Eratosthenes)和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人，得出结论，地球北极微小旋转的周期是28000年，在现代测量数据的25800年的10%误差以内。这个测量精度整整保持了1700年才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超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粗略指向南北极的指南针被列入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四大发明之一。这究竟体现了中国古文化的辉煌还是落后？
(4)
亚里斯多德理论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是，宇宙万物是由基本元素遵守基本规律而组成的，换言之是机械的、被动的、形而上学的，只要人们了解这些基本元素和基本规律，就能够解释一切天上、地上的现象。这和中国人把天上异象归结为预兆、认为老天有主观意愿、是主动的，形成了鲜明对比。非常明显，现代所有的科学研究，虽然把亚里斯多德的几乎所有具体结论、理论都推翻了，但是在科学精神上，都是继续着亚里斯多德的机械、被动、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作风。
客观主义作风的一个直接结论是，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是可以被推翻的，因为验证基本元素和基本规律的是大自然，而不是亚里斯多德或者任何个人。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亚里斯多德的大统一理论，“五大元素目的论”，远远超出了天文学的范围，导致很大的问题：如果要推翻地心说，必须同时推翻贯穿所有其他学科的“五大元素目的论”。就好比赤壁之战的曹操水军，多条大船用同一根索链拴住，单条大船是不可能被风浪掀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可以经历1800年而不衰，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所有文化学科中的大师、巨匠一起联手，才彻底地突破了他的理论。
如果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不可推翻的，那么解决天文观测和地心说理论之间矛盾的唯一途径是修正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也就是修正主义啦。事实上，西方天文学对天文理论的要求已经超过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要求。亚里斯多德仅仅定性地说“因为以太是组成日、月、金、木、水、火、土的唯一元素，所以七大绕地行星的轨道是完美同心圆”，对天文学家来说，这基本等于没说。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认为，行星的轨道必须是量化的，可以计算的。这种计算，不但要能够符合过去的观测记录，而且要能够预测未来的行星位置。正是在这样苛刻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托勒密发动了对亚里斯多德地心说的最重大的修正。
托勒密(Ptolemy)(公元85年-公元165年)和东汉的张衡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手头有包括希帕霍斯(Hipparcus)在内的诸多希腊天文前辈对日、月、金、木、水、火、土的位置的精确观测，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亚里斯多德“五大元素目的论”中所谓的“它们的轨道成正圆形，每天环绕地球，速度永远不变。”虽然非常蛊惑人心地完美，却根本经不起数学公式的推敲。行星不可能把地球当圆心做正圆形运动，行星的速度也不可能是恒定的。
事实上，许多早于托勒密的希腊人都知道亚里斯多德的“地球圆心恒速论”不符合观测数据。希帕霍斯(Hipparcus)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些人拿不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符合所有的观测数据，所以也没法修正或者推翻亚里斯多德。这就更加显示出托勒密的前无古人的深厚功力：他居然搞出了一个数学模型，不但能够解释所有的观测数据，而且可以精确预测日、月、金、木、水、火、土的未来位置！
托勒密对亚里斯多德的“地球圆心恒速论”做了两个修正：
1。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大行星的轨道是正圆形。但是，地球不在圆心。地球偏在圆心一侧，圆心另一侧对应于地球的那点叫等分点(Equant)。
2。七大行星沿着正圆轨道作“恒速”运动。但是这个恒速并非是恒定的线速度，而是恒定的角速度。这个角速度，也不是从地球测量的，而是从等分点(Equant)测量的。
因为托勒密的理论，无论是本轮还是均轮，都保留了“正圆形”这个完美轨道形状，所以亚里斯多德“五大元素目的论”可以勉强支撑下去。但是，从他开始，所谓的“地心说”，其实是“地球偏在一侧、行星绕等分点、恒定角速度”这么一个奇怪的模型。托勒密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行星会绕一个在太空中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几何点Equant运行？为什么地球会偏在一侧？为什么角速度是恒定的？对所有质疑他的理论模型的人，他只有一个回答：“It works!”用他的模型能够计算七大行星的未来位置，预测所有日食、月食，完全满足当时天文、航海等等的需要。既然他的理论完全符合实际观测，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下，这个模型就是对的。
这就是伽利略面对的“地心说”，一个有丰富哲学支撑、复杂数学计算、实际观测验证、领先中国数千年的先进天文理论。有谁还认为地心说是“腐朽没落”、“人类不幸”吗？
(5)
读到这里，你会问，“这个地心说和天主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对啦，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和天主教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亚里斯多德生于耶稣之前300年，托勒密也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313年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200年，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只是古希腊人而已。至于天主教这个名字，其实是相对于1054年分家的东正教，比米兰敕令又晚了700来年。所以，罗马天主教捍卫古希腊地心说，听上去确实很古怪的。
事实上，伽利略捍卫的日心说，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哥白尼是文艺复兴的群豪之一，但是属于武功比较低微的一个。事实上，日心说也不是哥白尼的发明，是从古希腊人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那里抄来的。前面说过，阿里斯塔修斯曾经精确测量了恒星年。但是，前面没有来得及写，他还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日心说有一个天生的死穴。前面写过希腊人已经知道，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非常庞大的8亿4百万stadia (约1.28亿公里，一个比现代数据只差15%的数字)。如果地球真的是围绕太阳运行，那么在冬天和夏天，地球到恒星的视角必定不同。换言之，从地球观察恒星，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应该会变化，会有位移(Parallax)。
没有任何人观测到这样的位移。直到1838年，德国天文学家费得里奇*贝塞尔（Friedrich Wilhelm Bessel）为了测量天鹅座61号双星(61 Cygni)离地球的距离时，用望远镜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观测到Parallax，半年间该星在天空的角位置移动了约1/5000度。用这一视差值，贝塞尔计算出天鹅座61号星的距离约为94．6万亿公里。
没有这样精度达到万分之二度的高科技观测，就不可能看见位移(Parallax)，也就使得“日心说”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除了位移(Parallax)，“地心说”和“日心说”都可以解释一切人眼可以看见的天象。加上“地心说”非常符合人类的直觉，难怪“日心说”千余年算上哥白尼都没有几个粉丝。
哥白尼的“日心说”复古理论一共有7条假设：
第一条：对所有的天体轨道或天球，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中心；
第二条：地球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重力中心和月球轨道的中心；
第三条：所有的天体都围绕太阳旋转，太阳俨然是在一切的中央，于是宇宙的中心是在太阳的附近；
第四条：日地距离和天穹高度的比小于地球半径和日地距离的比。因此，与天穹高度比起来，日地距离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五条：天穹上出现的任何运动，不是天穹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地球的运动。正是地球带动著周围的物质绕其不动的极点作周日运动，而天穹和最高的天球始终是不动的。
第六条：我们看到的太阳的各种运动，不是他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属于地球和其所在的天球。就象任何别的行星一样，地球和其所在的天球一起绕著太阳运动；这样，地球就具有几种运动了。
第七条：行星的视运动和逆行，不是他们在运动，而是由于地球在运动。因此，只要用地球运动这一点就足以解释天上见到的许多种不均匀性了。
看到第4条假设了吗？对啦，你现在应该明白了，这第4条就是专门用来保护日心说死穴的。如果天穹高度接近无穷大，自然就没有可观测的位移(Parallax)现象了。这的确是个挡尽天下万招的招术，非常聪明。但是，哥白尼没有注明的是，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在1800年前已经用过这招，哥白尼日心说确实是“复兴”而不是“创新”。所以哥白尼是我非常“不”敬佩的文艺复兴人物之一。
波兰人哥白尼的“七条假设”记载于他1510年完成的短篇《天体运行注解》(De Hypothesibus Motuum Coelestium a se Constitutis Commentariolus)。这个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正式出版的短篇，在当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哥白尼的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你会以为，作为一个天主教会主教的外甥、作为一个天主教在职的教士，他发表“大逆不道”的日心说，即使不被立刻揪出来批倒批臭，至少也会接到几箩筐的板砖。嘿嘿，事实刚好相反，哥白尼因为手抄本声名雀起，5年之内变成了国际(至少是欧洲)名人，以至于接到教皇的邀请修改公历历法。
当时的公历立法比较烂，只是用了回归年，没有用恒星年。一些比较重要的宗教节日，有的是基于回归年，有的是基于公历，所以回归年和公历的差距在几百年中不断积累，导致这些节日看上去在不断漂移，非常不像话。(Cu2+同学在第63贴提醒得很对，“儒勒历法的累计误差是由于精度不够引起的，并非回归年和恒星年混淆。”)确实是这样。历法改革以前，公历只是简单定义为365.25天，和真正的回归年差了11.25分钟。这每年11.25分钟的积累，每过128年就是1整天的误差了。基督教的某些节日，比如复活节，定义为春分之后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另外的节日，比如圣诞节，定义为12月25日。所以，复活节跟着准确的回归年走，圣诞节跟着公历走。这两个节日，每过128年就相差一天。基督教的1500多年里，这两个节日就已经相差了十几天了。如果不修正历法，教皇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千几万年后，复活节会从春天滑到六、七、八、九月等等，最终超过第二年的圣诞节，成为大笑话。所以教皇需要一个对天文学有研究的人，比如哥白尼，来修改公历历法。当然，哥白尼以一个名人的高姿态牛哄哄地拒绝了教皇的邀请。(Cu2+同学在35贴补充，“1582年教皇格利高里13改革历法，为了弥补年深日久的误差，宣布当年的10月4日该为10月15日。 （嗯，这不是少11天吗）这个格里高里历就是沿用至今的所谓公历。”)
受到“手抄本事件”的鼓舞，1536年开始，哥白尼的朋友们撺唆他出版一本正式的书。终于在1543年哥白尼在临终病床上写完并出版了《天体运行论》(De Revoluionibus Orbium Celestium)。你又会以为，即使是万恶的天主教反对日心说，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有识之士、文艺复兴先锋们都会鲜花铺地迎接这个伟大理论的发表，都会争先恐后地加入“哥派”。嘿嘿，你又猜错了。当《天体运行论》出版以后，在天文界、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从“地心说”投奔“日心说”。原因很简单，即便撇开宗教信仰，只从科学角度看，“日心说”没有提供任何优越于“地心说”的东西。Parallax观测不到，所有七大行星又都能用“地心说”计算预测，所以“日心说”充其量是一个另外的计算模型，仅此而已。“地心说”的三个支架，哲学支撑、数学计算、观测验证没有因为“日心说”而缺少任何一个，“日心说”倒是缺少当时流行的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支撑，只剩两个支架。你说有谁会“弃明投暗”？
(6)
踢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并非哥白尼，而是另有他人，包括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比利时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德国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意大利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英国伦敦人爱德蒙*哈雷(Edmon Halley)，英国的爱萨克*牛顿(Issac Newton)，等等。前面提过，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触脚延伸到几乎当时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对他的理论的全面突破，只有靠文艺复兴的各国、各学科的巨匠大师联手。(八国联军除了美国、日本大概都来了。)虽然波兰的哥白尼勉强可以算作天文学的反叛分子，但是他只是重炒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冷饭，没有在理论上或者实践数据上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所以和联手的大师相比，他顶多算个摇旗呐喊的。
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公元1469年-公元1527年)发表《王子》(The Prince)一书，对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学发出挑战；比利时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公元1514年-公元1564年)发表《人体组织》(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对亚里斯多德-格兰(Glen)的人体三魂解剖学发出挑战；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7年10月31日，在Witternburg的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张贴95篇大_字_报，打响新教(Protestant)革命的第一炮。。。这些都是在他们各自的文化领域里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本文主要讨论天文学，就不继续这些话头了。提及这些旁门大事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些邻居学科的革命，对亚里斯多德贯穿万科的哲学是一种蚕食，对天文学家的离经叛道是一种鼓励：如果亚里斯多德的“五大元素目的论”在政治学、解剖学等等都出错、破产了，那么在天文学他的理论同样可能是错的。踢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一条腿，哲学的支撑，即使没有被踢断，也已经开始有裂缝了。
哥白尼之后，地心说没有轰然倒台的迹象。一个原因当然是哥白尼的武功低微、进攻不力，另一个原因是地心说阵营出了最后一位大将，丹麦贵族泰可*布拉许(Tycho Brahe)(公元1546年-公元1601年)。(Singlemind同学在61贴补充说，“天文学家Tycho Brahe的中文译名一般是用 第谷。”)泰可在1572年观测到了一颗新星爆发(Nova)。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把月球轨道作为分界，凡是完美的都在月球轨道以外的太空，否则肯定是月球轨道以内的大气层。完美的以太星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新的恒星，所以这个天空中的新亮点一定是发生在比月亮轨道还要接近地球的大气层里。但是，当作为天文学家的泰可企图测量这个亮点的距离时，发现它的距离几乎是无穷远，远远超过月亮轨道。泰可在1577开始的20年间，又观测到了多达7颗的彗星。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完美的以太星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彗星，彗星必定是大气层的现象。但是糟糕的是，当他企图测量这些彗星的距离时，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彗星的距离也是远远超过月亮轨道。
为了调和这些观测结果和亚氏理论，他继续了托勒密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只有太阳和月亮是绕着地球旋转的，其他5大行星、所有彗星和不知所谓的新星都是绕太阳旋转，所以都在太空，都是比月亮遥远。这个修正，给亚里斯多德的以太星空里塞进了各种时有时无的东西，以太星空不再完美，除了月亮和地球，大家都是围绕太阳转，只是因为太阳也是围绕地球转，“地心说”才保存了最后的一点颜面。正是由于泰可的努力，哥白尼的临死著作《天体运行论》并没有达到地震效应，绝大多数天文学家依旧认为亚里斯多德-托勒密-泰可模型是最先进的理论。
地心说阵营末代大将泰可于1601年谢世，他经过40年积累的庞大的精确的天文测量数据库，以及他的神圣罗马最高数学家和星象家的职位，都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德国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泰可的数据宝库在手，数学大师开普勒如鱼得水，在8年后(1609年)发表了关于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
第一定律：所有的行星轨道为椭圆形，太阳为其中一个焦点。
第二定律：如果我们将太阳到行星之间连接一条线，这条线在单位时间扫过的面积是常数。
又过了9年(可见第三定律的含金量比前两条高很多)，在1618年开普勒发表了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三条定律：
第三定律：行星运动周期的平方和行星与太阳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这就是著名的“开普勒三大定律”。开普勒用椭圆形代替了亚里斯多德的“正圆形”，用椭圆形的一个焦点代替了托勒密的等分点(Equant)，用第二、三定律的计算代替了托勒密的“角速度恒定”。开普勒的计算公式和泰可的实际观测数据吻合得天衣无缝，69年以后更是得到了牛顿力学的直接证明，从而把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二条腿，数学计算，完全踢断了！
从开普勒发表三大定律的费劲难产程度可以看出，这三条经验公式是他对泰可的40年的天文观测数据遗产做了大量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得出的经验公式。所以日心说的最终崛起，泰可应该说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惜，后人只记得他的学生，不记得他本人了。
作为泰可继承人的开普勒，以其深厚的数学功底，本来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地心说”的。不幸的是，他交友不慎，终于里通外国、欺师灭祖，投奔了日心说阵营： 事实上，当泰可还活着的时候，从1595年开普勒和意大利人伽利略的往来信件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站队到日心说那边了。
(7)
我们暂时不讲伽利略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故事，先说说伽利略是如何踢板凳的。
伽利略生于1564年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大本营。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问题青年，喜欢挑战权威。在比萨大学读医学的时候，常常提出和教科书相反的意见，于是常常遭到教授的批评和否决。和教授吵翻的他没有拿到学位，所以最终没有机会接过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在解剖学的反叛大旗。被医学院教授赶出来以后，伽利略不但不反省自己的为人处世不够圆滑，而且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学习数学。因为只有数学的对错是可以算出来的，是不必看教授脸色、由教授说了算的。就报考了数学系。
1590年代的后半期，伽利略和数学高手开普勒通信甚密。前面说过，1595年两个人的通信往来证明，这两个人已经是秘密的哥白尼分子了。此后的十来年，开普勒集中精力归纳三大定律，猛踢“地心说”第二条凳腿。伽利略却游手好闲，跑去做些无关天文的物理和光学试验，比如钟摆啦，等等，(但是他没有从比萨斜塔往下扔铁球。这个传说始自伽利略的秘书Vincenzio Viviani，但是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记载这件面向公众的实验。即使是伽利略自己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也只是写了一个想象实验，没有提到比萨斜塔。)继续保持哥白尼分子的秘密身份，没有对日心说做出任何贡献。
当开普勒发表第一、第二定律的1609年，在威尼斯做大学数学教授的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一种叫望远镜的东西，只要用一片平凸透镜和一片凹透镜，就能够看清远处的物体。伽利略动手能力非常强，听个大概就知道自己能够造出望远镜，亲自磨镜片、做镜筒，造出了意大利的第一架望远镜。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是3，也就是说，物体看上去距离上近到1/3，成像面积大到9倍。紧接着伽利略又做出了一个放大倍数是20的望远镜，并于8月29日在圣马可广场(威尼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给商界和军界做公开演示，说望远镜的最大卖点是可以看到威尼斯港口以外2小时船程的海面。结果收到整个城市的无数订单，伽利略的工资立刻翻番，相信他的助教、助研们也日夜开工赚外快。此后不久，一艘荷兰货船驶入威尼斯港，船上满载荷兰制造的质优价廉的望远镜，但是已经太晚了，“满城尽是望远镜”，整个威尼斯市场已经充斥了伽利略牌望远镜。
伽利略发明(其实是荷兰人发明)、销售、制造望远镜的整个过程，包括温州式的模仿对手，包括先拿订单后制造的现代商业运作，包括抢占市场达到first mover's advantage，等等，完全可以载入任何一本MBA教科书。那么，天文学教科书呢？很明显，伽利略的望远镜事件初衷不在天文学，更加不是为日心说添砖加瓦。但是，当伽利略卖望远镜赚得钵满盆满以后，很自然，他会把望远镜指向天空。
1610年1月7日晚，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看木星，发现了木星附近的3个新亮点，排成一条直线。第二天，他发现这3颗星的位置发生移动！1月13日，他发现了木星附近第4颗新的亮点。在随后的几周里，这4颗星始终保持在木星附近，伴随木星缓缓滑过夜空。伽利略由此断定它们不是恒星，而是和木星一样的行星(或者说是伴随木星的行星)。行星数量一夜间从7颗上升到11颗！
1612年12月28日晚，伽利略发现了木星附近第5颗会移动的亮点，他认为这颗星的亮度大约是8等星。一个月后，他再次观测到这颗8等星。伽利略没有继续观测这颗星，可能认为他发现了木星的第5颗卫星，更可能是他以为发现了一颗新恒星。但是，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他看见的非常可能是亮度为7.93等的海王星！因为伽利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海王星的发现者这个光辉的头衔，被1846年9月23日德国柏林天文台的伽勒(Johann Gottfried Galle)抢走了。
运用天文软件stellarim，我贴两张重现的伽利略当年看到的星空：(图中，Jupiter是木星，IO、Europa、Callisto、Ganymede是四大木卫，Neptune是海王星。)
1612年12月28日晚木星附近的星空(0.3度视角)
1613年1月28日晚木星附近的星空(0.5度视角)
除了对木星的观测，伽利略又发现，月亮表面坑坑洼洼，布满陨石坑，根本不是“以太”般的完美；即使是太阳也常有黑子，随着太阳表面旋转，也不是完美的...就像哈伯太空望远镜一样，伽利略的望远镜开始改写当时天文教科书的每一页。
伽利略是第一个描述月球表面的，第一个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第一个发现木星的4大卫星的，等等。但是这都不关键，因为他和教会吵吵闹闹，最终结果是他向教会低头，他个人的测量和观测结果在理论上是可能被教会永远埋没的。所以，最关键的，是他把大量望远镜卖到满世界这个商业行为。因为人人都有望远镜了，月球表面、太阳黑子、木星的4大卫星等等也就人人可见，任何教会、政府都无法阻止这个事实。当伽利略卖掉第一架望远镜的时候，世界的天文精度立刻呈现几何级数的提高，“地心说”在越来越精确的测量数据面前将越来越难修正，“地心说”模型的崩溃就是必然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三条腿，实际观测，终于断裂了。从此以后，就算伽利略个人向教会低头，哪怕伽利略最后完全投奔“地心说”阵营，也无法改变这个科学发展进程了。
在伽利略去世的1642年，地心说的三条凳腿，已经断了两条半。最后的防线是哲学支撑，也就是亚里斯多德的“五大元素目的论”。这个理论回答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行星应该绕地球做正圆旋转。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伽利略的满城望远镜，都只能描述天体“如何”绕太阳运行，不能解释天体“为何”绕太阳做椭圆状运行。地心说的最后半条腿，是被爱德蒙*哈雷和爱萨克*牛顿打断的。
(8)
伽利略去世以后(不要急，后面会有几章细细讲述伽利略。)，望远镜在欧洲达到泛滥的程度。知识精英无不以拥有、自制望远镜为时髦，当时的GG在泡MM的时候，如果能够亮骚一架望远镜，就如同现在开跑车兜风。天文学家之间甚至展开了军备竞赛，争相制造世界上焦距最长、口径最大的望远镜。这个竞赛一直延续至今，从欧洲传染到美国，从地面扩展到太空。
英国伦敦人爱德蒙*哈雷(Edmon Halley)出生于伽利略去世14年以后。1680年他在巴黎度假，通过天文台长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使用巴黎天文台的望远镜观测当年出现的彗星(1680年彗星)。法籍意大利人卡西尼，掌管巴黎天文台41年，号称“土星之王”，发现四颗土星卫星，土星环的卡西尼裂缝，木星大红斑等等。美国2004年访问土星的人造卫星就是以卡西尼命名的。据说此人是地心说铁杆粉丝，不但不信哥白尼日心说，而且认为开普勒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都是胡说。卡西尼没有意识到，1680年被他放入巴黎天文台使用望远镜观测彗星的哈雷是最终埋葬地心说的掘墓人之一。
因为七大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的轨道早在托勒密开始就被算得八九不离十了，只有稍纵即逝的彗星才能够引发欧洲天文学家的测量和计算的兴趣，所以观测彗星在当时的欧洲是个时髦。哈雷作为英国的天文学家、地质物理学家、数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当仁不让成为赶时髦中的一个。
虽然使用了巴黎天文台的先进望远镜，但是哈雷的1680年彗星的努力可以说非常失败。他的初衷是通过观测记录彗星的位置计算出它的轨道，但是他重蹈无数前人的覆辙，怎么都算不出来彗星的轨道。1682年，哈雷结婚那年的八月到九月，天空中又出现一颗彗星(1682年彗星)。哈雷携新婚之喜，再次跟踪观测这颗彗星，仔细记录了它的位置。他又一次失败了，没有能够算出彗星的轨道。
如果有道难题怎么都做不出，怎么办？找会做的同学抄啊！这个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哈雷几年没有做出彗星轨道这道题，于是在1684年1月去找英国皇家学院的“同学”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和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哈雷问胡克：“如果一个物体沿椭圆轨道绕另一个物体运动(比如木星绕太阳)，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力)应该是什么？”
胡克是谁？他是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城市设计，建筑学。材料弹性的基本定律胡克定律的发明人，设计制造了真空泵，显微镜和望远镜，发明万能机械胡克接头的牛津派人物，牛顿的死对头。他一看哈雷这个班上(英国皇家学院)的“落后生”来请教自己，有点飘飘然，对哈雷牛哄哄地说：“这个太简单了，我现在就回答你：如果两个物体的运动轨道符合开普勒三定律，那么这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一定是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哈雷大喜，让胡克写出具体的数学推导公式，结果胡克居然没能写出来。在一边的雷恩肚子里冒出坏水，悬赏40宪令给任何能够写出这个公式的人，结果两个月过去胡克也没有去领赏。
哈雷对牛津人的吹牛皮大为失望，于是在同年8月份找到了剑桥的牛顿。这回，哈雷反过来问：“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这两个物体的运动轨道是什么？”牛顿，这位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只说了一个字：“椭圆！”(E文里头椭圆就是一个字。) 其实双曲线、抛物线也都是可能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牛顿只提椭圆。哈雷大喜，(但我怀疑这回他是假装的)，让牛顿写出具体的数学推导公式，结果牛顿居然也没能写出来！比胡克高明一点的是，牛顿宣称他以前就推导过这个公式的，只是那张纸一时找不到了。
哈雷一听，心里嘀咕：“典型的小学生都会的的“小狗吃了我的作业本”的借口嘛，居然给我来这套！”牛顿和胡克乃当世科学界两大顶尖高手，分别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旗舰人物，没想到都只会吹牛，拿不出真金白银。失望之余，哈雷知道没有可能找到比牛顿、胡克更高的高手了，只好敦促牛顿把“被小狗吃掉的作业本”尽快找到，并且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祭出“物质奖励”的法宝，对牛顿说，如果他找到了计算公式，他负责出钱发表牛顿的著作。这就是三年以后于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该书阐述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虽然迟了些，牛顿总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比胡克强了些。哈雷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支付了牛顿的全部出版费用。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使牛顿一夜之间名声大噪，但是哈雷拿牛顿公式来计算彗星轨道的路程却相当漫长。从1695年到1705年的10年间，哈雷仅计算出了24颗彗星的轨道。他注意到，其中三颗，1531年彗星、1607年彗星、1682年彗星(就是那颗哈雷新婚年彗星)，它们的轨道具有同样的形状、同样的飞行方向，同样的近日点，同样的18度轨道倾斜。于是他断言，这三颗彗星，以及1305年彗星，1380年彗星，1456年彗星，都是同一颗彗星。而且，这颗76年周期的彗星将于1758年12月再次出现。(哈雷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大概没有细算1305年彗星、1380年彗星、1456年彗星的轨道，因为1305年彗星和1380年彗星并不是哈雷彗星，只有1456年彗星是。他“大胆推测”有余，“小心求证”不足。)
1758年圣诞节，也就哈雷死后16年，德国的一个农夫、业余天文爱好者报告说他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彗星，次年1月21日，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Charles Messier)，就是著名的110个梅西耶天体的命名者、彗星追踪大师，证实了这的确是颗彗星。随后的观测和计算表明，这颗彗星拥有和1531年彗星、1607年彗星、1682年彗星一样的轨道，就是回归的哈雷彗星！哈雷的预言得到全球轰动的证实。牛顿，这个基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建立的剑桥三一学院的毕业生，他的万有引力也最终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成为解释天上万物“为什么”如此运行的新理论。开普勒三大定律这样的经验公式也不再只是经验，成为牛顿力学的必然的推导结果。
(9)
既然说到了哈雷彗星，就在聊伽利略之前插曲一下，谈谈中国的哈雷彗星记录吧。大凡中国的教科书提到哈雷彗星的，少不了类似以下的文字：“在我国丰富的天象记录中，哈雷彗星记录之久远，记录之详尽，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在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
事实上，仅凭彗星的年代和外观是无法证实一颗彗星是否是哈雷彗星的。平均每年都有近两颗肉眼可见的彗星划过夜空，只有细算它们的轨道，如果和哈雷彗星的轨道重合，才能够说某年的某颗彗星是哈雷彗星。前面说过，哈雷自己都搞错，把1305年彗星和1380年彗星误认为是哈雷彗星。而西方的彗星位置记录，一般是要比中国的“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要精确、详细得多的。这样质量的西方记录，在大天文学家哈雷的手上，尚且会出错，而且是33%的错误率(他断言的6颗彗星里就错了2颗)。你说中国古人记录的成功率会是多少？所以科学的说法应该是，
1. 假定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那么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
2. 在哈雷彗星回归的每一年中，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也刚巧有彗星记录，假定(又是一个假定)这29个历史记录的时间已经完全准确无误地被确认到至少1年以内的公元纪年。
3. 那么，我国记录的彗星中有一部分(也许全部)可能是哈雷彗星。但是，
4. 因为彗星位置记录没有详细精确到可以计算彗星轨道，所以究竟有多少次记录是哈雷彗星目前无法证实。
1978年以后的不少文章，更是会多出类似这样的文字“天文学家最新研究再次证实，中国记载了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这是世界最早的关于彗星的记录。”理由是，《淮南子 兵略训》有一句记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一下子把哈雷彗星的记录提早了800年！究竟这是哪个伟大的天文学家的最新研究？查下去，一定会查到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发表的《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让我们比较一下张钰哲的原文和新闻界的报道：
张钰哲的原文:“假使 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 那么 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新闻界的报道:“因为 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 所以 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淮南子 兵略训》只是说有颗彗星出现夜空，没有时间，没有方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就是哈雷彗星。武王伐纣的年代不好确认，现在公认的研究数据有近100年的误差。在100年间可能出现的肉眼可见的(6等以上)彗星大约有177次，哈雷彗星可能出现1到2次，所以《淮南子 兵略训》的彗星刚巧是哈雷彗星的概率最多是2/177，约1.1%。
所以，张钰哲的原话很科学，以“假使”开头，表明这并不是他论证出来的结论，而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一个有1.1%概率的可能。张钰哲的意思是，如果有其他证据表明那颗彗星是哈雷彗星，那么以76年哈雷彗星的周期应该可以精确锁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这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不是事实。但是国人哪里管这些，拿住张钰哲的文字断章取义，仅凭“彗星出”这三个字就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人记载了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中国当代人为中国古人争天下第一的疯狂劲头可见一斑。
张钰哲的原话说出了一个道理：企图假定一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然后确定历史年代的做法，是在玩概率游戏。这条貌似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其实是条岔道，正确率很低的。(葱农同学在68贴说，“中国人对天文测量精度不如西方；但中国对古代天象的记录比较重视，由于很早就有官方人员司职观天，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原始资料，这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依据；夏商周断代里面，很多具体的年份都是参照天文来测算的；”我个人认为，和利用哈雷彗星一样，这个方法的正确率值得怀疑。葱农同学在139贴补充说，“古代对慧星记录也有很详细的案例，例如汉书五行志里的记载，现在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2年的哈雷彗星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蜂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仓龙俱伏。有详细的运行路线，出没时间，以及运行速度”)
在看到中国人最早记录哈雷彗星的吹嘘文字的同时，一般还能够读到类似以下的文字：“而在西方，直到2700多年后，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才观测到这个太阳系中最明亮最活跃的慧星，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仿佛哈雷欺名盗世，比人家晚了近3000年还抢走了命名权。其实，“发现前观测”(pre-discovery observation)在西方天文界是非常普遍的，最有名的就是前面说过的伽利略发现海王星。虽然他记录下了海王星的两个(甚至可能是四个)不同的观测位置，但是他误以为这只是颗木星的卫星或者一颗恒星，所以正式的海王星发现者就不是他。更何况，哈雷的望远镜观测和《淮南子 兵略训》、《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观测”不是同一回事；哈雷记录的、能够计算三维轨道的彗星位置，和中国人记录的“彗星出”这样粗糙的观测记录不是同一回事；就算中国古人看到、记下了全部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他们也不知道这29颗彗星是同一颗彗星的。所以，中国古人的记录，和所有其他古文化的天象观测记录一样，是应该归类为“发现前观测”。
中国人的正统彗星理论，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彗在日旁，子欲杀父。”所以，中国天官看见彗星29次，无论这些是否是哈雷彗星，中国宫廷至少也砍了29批王公大臣的脑袋。如果不是学习西方，恐怕到今天都会继续有人因为彗星掉脑袋。
(10)
让我们回归主题，仔细研究一下，究竟伽利略是如何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的。文艺复兴时期，挑战权威、扳倒亚里斯多德的，远不止伽利略一个。伽利略主要是个文艺复兴的“武器贩子”，把望远镜发到每个人手里而已。为什么天主教偏偏与他为难？
事实上，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两个和天主教会的渊源极深。前面说过，哥白尼从小是身为天主教会主教的舅舅带大的，他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在职的教士，坐着一个衣食无优的职位(肥缺)，极其空闲，所以才有大把时间学习地心说、翻炒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日心说。作为对比，和牛顿齐名的英国的胡克为了糊口不得不在牛津大学唱诗班打杂。所以哥白尼非常依赖天主教会的眷顾，他发表日心说的时候，害怕学术界同僚的讽刺打击，远超过害怕天主教会。
伽利略不但是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的教授，而且非常有政治和经济头脑。通过销售望远镜等新鲜科学工具，他赚钱拿到手酸。当他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的时候，立刻写信给威尼斯王子汇报工作，并且用麦第奇(medici)家族的名字命名木星卫星(Medician Moons I, II, III 和IV)。知道麦第奇家族吧？不知道的可以去狗狗。这个家族统治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城邦达400多年，在此期间，先后有三人当上教皇，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了文艺复兴的诸多巨匠，包括伽利略，其血统流入法国和英国王室流传至今。有一种说法，认为文艺复兴的成功，麦第奇家族是关键。所以，伽利略命名木卫这事，拿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北大天文学教授发现了水平超过NASA的新天体，然后立刻用咱国家领导人命名。
伽利略写给威尼斯王子的信。
伽利略不但和学术界、政界的高层都交情深厚，而且和天主教的高层也十分密切。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有三个私生女)，和许多主教、包括红衣大主教Barberini(就是后来当选教皇的乌班八世(Pope Urban VIII))都是至交好友！我想不出，当今哪个国家的科学家比当时的伽利略更加有权有势，在科学界、财界、政界、宗教界同时走红到发紫的。
前面说过，早在1595年，伽利略和开普勒就已经投奔了哥白尼日心说。但是，伽利略一直是一个哥派的“衣柜粉丝”(closet fan)，没有公开向学术界宣布。直到1610年他在销售望远镜之余开始用望远镜看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望远镜里的丰富新发现，为打击“地心说”提供了非常多的弹药。
最重要的弹药就是他用望远镜发现了金星象月亮一样有盈亏变化，这个变化只有用金星围绕太阳才能够解释，证明了金星不是绕地球的。伽利略认为这就是日心说最有力的证明。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了前面的文章就知道，泰克的修正模型里，是金星围绕太阳、太阳围绕地球。金星围绕太阳，并不能证明地球也一定是围绕太阳，金星盈亏并不能攻破修正后的泰克地心说模型。
但是，能够用望远镜作出无数新发现，导致一个千年天文理论不得不做出修正，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就，伽利略成为意大利的骄傲。所以，在1611年伽利略首入罗马的时候，等待他的是鲜花红地毯，红衣主教们争相请他吃饭，当时的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 V)还亲自接见他这个理论上是一介草民的普通天主教徒。
(11)
出名归出名，伽利略对地心说的修正模型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修正模型是遮羞布，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日心说嘛。前面说过，地心说修正模型的最后倒台，要靠几十年以后的哈雷和牛顿，日心说的死穴 --- 位移Parallax现象 --- 更是要等到1838年才最后被贝塞尔补上。但是，思想超前的伽利略没有耐心等待科学的蜗牛爬，他公开支持日心说，反对地心说，反对修正以后的地心说。他转变公众态度的方法，就是用文章、辩论向所有学术界、宗教界的地心说支持者发难、讽刺、打击。换言之，他试图发动舆论运动来达到科学辩论的胜利。
用发动舆论运动这个手段来达到科学辩论的胜利，至今存在。比如二战的纳粹德国，为了打击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100个作者反对爱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以此说明相对论的错误。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我是错的，有一个人提出来就够了。”("If I were wrong, one would be enough." )爱因斯坦的意思是，科学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不是转变大众舆论，不是投票选举，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先进理论往往是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如果有科学反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就足够让错误理论垮台了。而伽利略恰恰就是拿起了舆论运动这个并不科学的武器。
当然，伽利略在方法上的错误，不能说明天主教审判他就是正确的。天主教当时打压伽利略，并非为了捍卫正确的科学讨论和研究方法。
天主教在千余年以前采纳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心说把地球放在宇宙中心，符合上帝为人创造一切的教义，更加能够满足人类的“宇宙之中唯我独尊”的虚荣心。二是方便。基督教从公元开始的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已经是学术界的主流了，天主教不可能另外发明一套天文理论，就顺手拿来用了。就像今天的“宇宙大爆炸”这样的天文学术理论被许多人用来“证明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宗教一般不发明新的学术见解，都是拿来主义。
既然地心说是天主教拿来的，学术上的发展就很可能导致更新后的学术理论和圣经不符，需要后人不断更新对圣经文字的解释迎合新学术理论。唯一能够避免经常更新圣经文字解释的方法是不要太咬文嚼字，不要说得太死，能够同时符合发展前和发展后的学术理论。一些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比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圣托马斯*亚昆那斯(St. Thomas Aquinas)等等，很早就对一些拿着圣经咬文嚼字的教徒发出警告，说圣经充满比喻，因为上帝只有用平民百姓能够理解的说法才能够和人类沟通。所以圣经不是天文、植物学、数学教科书，不能死抠文字企图推导出天文、数学定律或者结论。又说通过圣经，上帝要教导我们如何上天堂，而不是教我们天堂/太空如何运作。(God is intended to teach us how to go to heaven, not how the heavens go.)
可惜的是，哥白尼、伽利略向地心说发难的时候，也正是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为代表的新教向天主教发难、从天主教分裂、不承认天主教皇和主教们的权力的时候。新教认为，只要会认字，每个人就都能够读圣经、聆听上帝的教诲、理解上帝的意图，不需要天主教会的牧师做中介、做翻译。最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居然宣布新教为国教，自己是英国新教的教主，第一把手，完全不承认天主教皇。
天主教经历了如此反叛，痛定思痛，查找原因，力图避免分裂悲剧的重演。天主教认识到，圣经的语言，太多比喻，太多模棱两可的文字，如果大家都自己理解，多半会顺着个人的意志曲解圣经。吃喝嫖赌、甚至杀人放火，如果曲解圣经程度足够的话，就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理论根据”，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做坏事，这就是世风败坏的根源。新教离经叛道，也是钻了这个空子。所以，为了防止第二个新教的产生，类似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天主教内部被彻底打压下去。天主教严厉地告诫所有教徒，只有梵帝冈才有权解释圣经，梵帝冈解释的圣经就是权威，不容个人更改。
所以，在学术界用泰可修正模型对抗伽利略发难的同时，天主教会很自然地用圣经里的话对抗伽利略的嘲讽。最常拿来对抗伽利略的有这么几段圣经：
诗篇104-5：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历代志(上)16-30：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传道书1-5：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约书亚记10-13：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煞珥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
瞧瞧，上帝自己都说了，大地不动，太阳会动。想要太阳不动，哪怕只有一天，也需要上帝费力干活显神迹的。所以，上帝都是同意地心说的。从而，路德革命以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犯了圣奥古斯丁一直警告的错误：咬文嚼字，把圣经当作天文教科书。
对于圣经天文教科书的文字，伽利略的唯一反应自然是无情的讥笑讽刺了。在天主教的眼里，讥笑讽刺圣经这个行为，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超出了一个教授的领域，超出了一个天主教徒的本分。从这一时刻开始，伽利略的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教会内部攻击正统教义(圣经)了。
(12)
所以，仅仅在伽利略鲜花游行罗马以后第3年的1614年12月，一个叫Thomas Caccini的牧师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布道的时候，尖锐地攻击伽利略。一个月以后，另一个神父Niccolo Lorini读了伽利略的信件，对他以个人见解解释圣经非常不满，于是偷偷在信件里头添油加醋，夸大了伽利略对圣经的曲解，然后拿着涂改过的信件把他告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Consultor of the Holy Office (or Inquisition))。
天主教-亚里斯多德的宗教-文化结合，几乎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精神和物质的方方面面，所以名义上的“宗教”裁判所，是实质上的宗教、民事、刑事法院，而罗马宗教裁判所就是最高法院了。幸亏伽利略是世界名人，和宗教高层交情深厚，所以才把他告上高院，换了一般人，早就在地区裁判所解决了。比如著名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1592年就是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被定罪然后才转押罗马的。
不知道是否因为伽利略的名人效应，还是Lorini的造假被查出来，高院把状纸扔出窗外，说“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个月，和Lorini一唱一和的Caccini擅自跑到罗马，请求高院把伽利略抓起来。结果高院说他“一面之辞、讽刺过头、信口雌黄”(hearsay, innuendo, and deliberate falsehood)，再一次把状纸扔出窗外。
但是，这两个地位低微的牧师公然状告世界名人伽利略，让公众怀疑他们背后有人指使，是天主教会的“敲山镇虎”，不久就要向伽利略以及日心说开刀。伽利略也对这些地位低微的挑战非常光火，他从小就是挑战权势的反叛青年，这么一来就更逆反了，加紧了对反日心派的攻击。他的好朋友、红衣大主教Barberini提醒他不要太嚣张、不要把教会逼急了，伽利略置若罔闻。
终于在1615年4月，伽利略收到了高院主席Robert Bellarmine的一封信，说
1。天主教会对日心说作为(平行于地心说的)一个假说而存在没有任何意见。(话中话是：你伽利略手头掌握的证据还不够，日心说作为假说自然可以，但是想取代地心说还得等几天。)
2。如果日心说真的有证据(比如有人观测到了位移Parallax)，那么天主教会就得重新解释一些圣经的话。(话中话是：日心说不是小事，一旦成立，教会就有得忙了，许多对圣经的解释都要修改。你伽利略不要搞错了浪费大家时间。)
所以这封信的意思是，你伽利略先找出日心说真正胜出的证据，在此之前就不要骚扰天主教会。结果，伽利略收到信以后，反而亲自跑到罗马来找教皇评理。保罗五世(Pope Paul V)当然知道伽利略背景复杂靠山大，不想亲自插手这件麻烦事，直接把伽利略这个烫山芋扔给高院。
高院的红衣主教们关门商量了一阵，保守派红衣主教们写了一篇“判决”，严厉指责日心说是愚蠢、古怪、完全是异端邪说、违反圣经文字。但是高院的许多温和派红衣主教们(其中不乏伽利略的朋友、靠山)把这个“判决”压了下来，另外写了一篇“判决”，去除了“异端邪说”等字样，对伽利略的命令是“放弃日心说，不准教授、捍卫日心说，甚至不能讨论日心说。”在伽利略认同签字以后，直接放人，既无监禁也没罚款，更谈不上用刑了。伽利略继续做教授、开公司、玩实验。相对于布鲁诺又是被驱逐又是被火烧的悲惨待遇，伽利略的势力浩大可见一斑。
(13)
这份1616年的判决被高院存档。这就是伽利略第一次被审判的结果。这份判决有一个非常奇
色影无忌网友 iamanewbee 原创
原文链接：http://forum.xitek.com/showthread.php?threadid=472337
1992年11月1日，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报道：“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在罗马天主教堂发表讲话，承认359年前教会谴责伽利略日心说是错误的，地球确实是围绕太阳旋转的。”
任何一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中国人都读过伽利略力斗罗马天主教会的故事：“科学和神学不可调和的斗争爆发了。。。1633年在审讯和刑法的折磨下，伽利略被迫在法庭上当众表示忏悔，同意放弃哥白尼学说，并且在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他毕生捍卫的真理却与世长存。”所以，作为一个有稍高于小学文化水平的我，就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保罗二世吃饱了没事要翻370多年前的老帐？
天主教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有三大污点，分别是十字军东征、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以及审判伽利略。这些不光彩的事，天主教的态度是Don't Ask, Don't Tell，你不提咱也不说，最好大家都忘记这几段不愉快。如果有人蓄意找天主教的麻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出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阳光下面抖一抖，一般来说天主教徒立刻会沉默无言。至于天主教徒们，是万万不会主动提起这三件事情的。
保罗二世是谁啊？梵帝冈的现任教皇是本尼迪克特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保罗二世是他的前任。他是波兰人，1978年登基教皇的时候，年仅58岁，是1846年皮乌士四世(Pius IX)以来最年轻的教皇。保罗二世果然是年轻有为，在位期间访问过100多个国家，精通10门语言，直到2005年逝世。在位27年，时间之长，仅次于皮乌士四世，排名第二。
当保罗二世去世后，红衣大主教们在梵帝冈关门投票选新教皇。天主教的11亿教众也非常好奇，想看看谁能够接替这个一代明主的地位。结果选出了年龄高达78岁的现任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这等于是红衣大主教们向世界宣布，当世的50、60岁的主教里面没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可以继位，只有先选一个垂死的老头做过渡，在他活着的这几年继续慢慢寻找。保罗二世之受推崇，可见一斑。
作为天主教的一代英主，保罗二世当然不会吃饱了没事找事，更不会蓄意向自己的天主教发难。保罗二世的讲话，其实是对一个长达13年的调查做的总结，因为早在1979年他就责成教会的科学参议员(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开始对迫害伽利略这件事做调查研究。调查的目的，并非是决定日心说的正确与否，而是搞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主教被扯入天文学争论，最终弄出一个跨世纪的大污点。换言之，教皇发火了，后果很严重，需要找出那些办砸事的人骂娘，哪怕是死了几百年的也要拉出来骂！
一个调查长达13年，如果不是那些调查员们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只能说明被调查的事相当复杂。伽利略事件远非小学课本写的那么简单。
(1)
小学课本里，大凡提到伽利略，必定会提到他的对立面，“万恶的”亚里斯多德(“2.8”同学在26贴指出，“国内的课本从来没有说过亚里斯多德是“万恶的””)；提到日心说，必定会提到它的对立面，“万恶的”地心说。就像每个童话故事，坏蛋越坏，才显得主人公越好。所以，地心说给小学生们的印象，就是“腐朽没落”四个字，和清政府、蒋家王朝是一个级别的。天文学被地心说统治了1800年，简直是老天瞎眼，人类不幸。
当然，实际的情况恰恰相反，地心说不但不是腐朽没落，而且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天文学说。怎么先进？这样说吧，就在300多年前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的时候，它都遥遥领先亚、非、美洲的任何国家和文化。不信？好吧，让我们用中国天文学做个简单的比较。
常常读到中国古人晚上看天空，比如三国里的“亮夜观天象，曹贼未合身亡。。。”等等。孔明“夜观天象”是在看什么？天上所有的恒星位置都是固定的，如果是万里晴空，那么孔明每天晚上看的夜空就是一模一样的，没啥可观的。所以，值得“观”的，肯定是在夜空中有变化的，换言之，在没有望远镜的年代，孔明看的只会是七样游走天空的东东：日、月、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
有诸葛亮这样水平的人很快就能够看出，天空中这七样东东无论如何行走，都是沿着同一条道路在星空绕圈圈。这就是所谓的“黄道”，以区别于垂直于天空旋转轴的那条“红道”(就是天赤道啦)。因为中国古人没有全球地理的概念，所以赤道完全是条在天空的线道。它的存在只是为了表明黄道和赤道有个明显夹角，所以没有任何重要性：你只听说过“黄道吉日”，没有听说过“红道吉日”吧？
现代天文学解释了为什么日、月、金、木、水、火、土“看上去”都沿着黄道运行的原因：地球和月、金、木、水、火、土基本上在一个平面上围绕太阳公转。现代天文学也解释了黄道和赤道为什么“看上去”有个23度半的夹角：地球的自转轴不是平行于公转轴，而是有个23度半的夹角。当然，中国古人并不知道这些道理，他们只是观察到表面(apparent)现象。
中国古人对黄道的研究是很充分的。比如，你一定听说过二十八宿。什么是二十八宿？月亮沿着黄道走，大约27天多一点绕完一周，所以中国人把沿着黄道的恒星分成28组。月亮每晚(每宿)走过一组，所以称为二十八宿。又比如，春分秋分，其实就是太阳沿着黄道走到黄道红道的两个交叉点的日子。当太阳走到交叉点时，那天的白天和黑夜都正好是12个小时，等同长度。所以标志着冬去春来(即白天将越来越长)，或者夏去秋来(即白天将越来越短)。其他的节气也无非是太阳沿着黄道走到其他位置的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四节气能够非常准确地嵌入西元阳历，却在中国阴历里头乱七八糟，需要天官通过“夜观天象”年年更新。
所以，如果有人要求你造一个能够指示日月年的万年历机器，你会怎么做？最简单的方法是造3个轮子：最外圈的一个轮子模拟周天的星空背景；里面的两个轮子，一个模拟月亮相对于星空背景的移动，也就是每天走 1 / 27.x 个圆周；另一个模拟太阳相对于星空背景的移动，也就是每天走 1 / 365.25 个圆周；这样，“月轮”走一圈就是一个阴历月，“日轮”走一圈就是一个公历年。不难吧？如果你的技术足够高，让星空轮向真实的天空一样缓缓转动，让日轮、月轮建造得和日月轨道一样的倾斜于赤道，那么你的机器就很象浑天仪了。
但是，和希腊人相比，中国的天文水平就非常末流了。无论是天文理论、还是测量精度，中国人都落后希腊人数千年。
先说天文理论。中国的天文理论是什么？主要是三个，浑天说，盖天说，以及宣夜说。盖天说就是“天圆地方”说。就是天空如同一个碗倒扣在方形的地面，很直观，但问题也来了：天地交界的地方是怎么回事？圆形的天空扣在方形的地面，那么那些扣在外面的地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在《周比算经》中改成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解决了天地交界这个棘手的问题。但是这个“八万里”的距离比较搞笑，地球赤道的周长都有8万里，天离地也太近了一些。
宣夜说认为天是无限而空虚的，星辰就悬浮在空虚之中，日月星辰自由自在地运行，没有运行规律。这个学说就太激进了，说天上星辰在无限的虚无之中胡乱行走飞腾，几乎就是“不可知论”。
这两个理论，与浑天说相比都有很大差距，当然更加不能拿出来和希腊人的相提并论。中国的天文理论中最成熟的，要算是浑天说了。东汉张衡，公元78-139年的人，就是制造浑天仪的那位大哥，写过一篇《浑天仪注》，非常好地总结了浑天说：“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其中比较先进的思想有三条：
1。地球说：大地如蛋黄据于世界中央。相对于盖天说的“天圆地方”，这是非常先进的。
2。地心说：天空如蛋壳围绕地球旋转。这也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对旋转机理也有解释(虽然是错的)：蛋清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气，下半部分是水，地球是浮在水(即大海)上，所以天空(蛋壳)可以自由绕地球(蛋黄)旋转，符合“日月升落”的日常常识，也符合“走到大地尽头肯定是大海”的日常常识。
3。公历年：张衡说一年有365.25天。(葱农同学在33贴补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行的 颛顼历定义的回归年已经是365.25，和儒略历都属于四分历，颛顼历源于何时还未知，但肯定早于儒略历。中国的干支记日已经连续了2700多年；据说根据对甲骨卜辞研究，3000年前的干支记日也是靠谱的，这些是西历不可比的”)
张衡造水运浑象，即漏水转浑天仪，是在公元117年。他能够写出如此定性且定量的浑天说论文，说明在公元后117年浑天说已经相当成熟。但是很可惜，比张衡早462年(差不多20几代人吧)，希腊人亚里斯多德已经系统性地提出了地心说。
(2)
什么是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地心说是否仅仅是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轨道是离地球距离不等的同心圆共同绕地球旋转？错！这是亚里斯多德之前的希腊人的天文观，在亚里斯多德之前就存在几百年了。如果亚里斯多德只是归纳前人的观点，他就不是统治科学文化界1800年的一代宗师了。
知道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吗？现在的人们发现微观粒子之间仅存在四种相互作用力，它们是万有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力。宇宙间所有现象都可以用这四种作用力来解释。进一步研究四种作用力之间联系与统一，寻找能统一说明四种相互作用力的理论称为大统一理论。这是物理的终极目标，标志着物理学最终达到了解释一切的境界。
亚里斯多德想做的，正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企图建立起一套理论，能够解释所有事物，包括天上的日月星辰，包括天下的世间万物。根据维基百科的罗列，亚里斯多德涉猎的学问，分别是解剖学、天文学、经济学、胚胎学、地理学、地质学、气象学、物理学、生物学、美学、伦理学、政府、形而上学、政治学、心理学、修辞学、神学、教育、文学、诗歌等等。所以，亚里斯多德这个人，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字 --- 全才。(至于他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这些名人关系就不重复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狗狗。)
简单地说，亚里斯多德认为，天下万物，每个都有其“最终目的”，telos。每个的存在过程就是它企图达到“最终目的”的过程。比如空气的最终目的是升到最高处，所以空气总是想方设法往高处升，于是就解释了在水里的气泡为什么总是往上走而不往下走。同样的，瓦罐的最终目的是裂开，水的最终目的是往最低处走，农民的最终目的是种粮食，政治家的最终目的是领导全国人民。。。等等。最最重要的是，地球上的万物都是由水、气、火、土这四种元素组成。而这四种元素的当前存在形式并没有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地球上的万物也没有达到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地球上的万物都在变化、在挣扎，都在企图达到“最终目的”。换言之，都是不完美的。
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之强大，在于它很好地解释了几乎所有的日常现象，所以很为广大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但是亚里斯多德这样的千年一见的顶尖高手，怎么可能止步于“日常现象”？最起码，他要把看得见的天空也划入自己理论的管辖地！
与地上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天上的星空，加上日、月、金、木、水、火、土，显得非常完美。它们的轨道成正圆形，每天环绕地球，速度永远不变。这就表明，它们都已经达到了它们的“最终目的”，所以没必要继续变化。亚里斯多德说，这些完美物体，肯定不能是由不完美的水、气、火、土四大元素组成。于是亚里斯多德发明了第五元素(你是否联想到美国科幻片《第五元素》？)---以太 (Aether)。以太是一个已经达到“最终目的”的元素，是一个没有必要继续变化的元素，所有已经达到talos的、完美的物体，必定是纯以太组成。因为天上所有物体都是完美的，所以天上所有物体都是纯以太组成。(Cu2+同学在30贴认为，“亚里士多德时代流行的哲学观点应该是六元素论，其中第五元素是“爱”，第六元素是“恨”，“爱“使万物相聚，“恨"使万物分离。”这和我读到的有关以太的文字比较不同。)
在亚里斯多德的努力下，地心说这个理论不再仅仅是说明天体“如何”运转，而是上升到解释“为何”天体如此运转的理论高度。“五大元素目的论”第一次把天上天下万物做了全面的总结和解释，统一了天文、物理等等所有学科。
(3)
张衡的浑天说，把日月星辰都看作是在天空蛋壳上运行的物体，而亚里斯多德认为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轨道是离地球距离不等的同心圆，其他固定不变的夜空是最外层的一个同心圆。所以亚里斯多德的的理论，不但完全超越了浑天说，同心圆这个概念更是一个质的飞跃。为什么？因为这个思想让希腊人很自然地迈出下一个进步的脚步：测量太阳-地球的距离，以及测量月球-地球的距离，等等，从而启动了先进的天文理论的数量化进程。
测量，属于西洋的“奇技淫巧”，是中国人的大弱项。所以，中国古人在天文测量上，溃败得比天文理论更加彻底。
1。 地球的半径： 希腊一个叫伊拉托森尼斯(Eratosthenes) (公元前276年-公元前194年)的人，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诗人和运动员。虽然他涉猎的学科只有亚里斯多德的四分之一，但是还是被冠以“五项全能”的雅号。他在埃及做学问之余，顺手测量了一下地球的半径。通过测量埃及两个不同地点的正午阴影的长度差别，他说地球的周长是25万stadia，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只有10%！
非常奇怪，在中国虽然张衡等浑天说的人士把大地看作球状，但是似乎没有人尝试著测量大地的曲率或者地球半径。(“还要吃”同学在48贴指出，“中国最晚在唐朝测过子午线长度。”应该是唐朝人南宫说、张遂/僧一行的事情吧。张遂/僧一行在公元724-725年利用南宫说在河南的测量数据，认为“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131.3公里)”。这相当于计算了北纬34.5(河南)的子午线长度，精度是现代测量数据(110.6公里)的20%。)
2。太阳、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伊拉托森尼斯顺手测量的，还有太阳、月亮离地球的距离。他说太阳离地球8亿4百万stadia，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只有15%！但是他说月亮离地球只有78万stadia，不到现代测量数据的1/3，错到不及格。所幸的是，当年的希腊人才倍出，另一个叫希帕霍斯(Hipparcus)(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20年)的人算出来月亮和地球的距离是地球直径的29.5倍，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小于2%！
中国关于太阳和地球距离的最高水平的研究论文，恐怕是(据传)周朝郑国人列御寇所作《列子 汤问》里的《两小儿辨日》了，还拿孔子开涮。一个小孩说物体近大远小，所以早晨的太阳离地近；另一个说火焰近热远冷，所以中午的太阳离地近。反正写到最后也没有搞清太阳离地球究竟是早上更近还是中午更近。换言之，这篇论文没有论证出太阳围绕地球轨的轨道是一个同心圆，所以测量同心圆半径更是无从谈起。
3。一年的长度。天文学里有两个“年”的定义。一个是回归年(Tropical year)，一个是恒星年(Sidereal year)。所谓回归年，就是太阳绕黄道一周所需要的时间。所谓恒星年(Sidereal year)，就是恒星夜空经过春夏秋冬恢复到原位需要的时间。张衡的《浑天仪注》清楚写道，太阳绕黄道一周天(就是一年)，是365又四分之一天。换言之，张衡在公元117年说，回归年是365天6小时。张衡的测量精确到1/4天。
相对于回归年，恒星年是个非常没有用处的概念。回归年是根据太阳的位置制定，所以和季节、气温、日照、降雨等等息息相关，直接影响每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恒星年不过是夜空恢复原位而已，完全不影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中国古人对恒星年不感兴趣。
希腊的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就测量了恒星年，他说一个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53秒，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是8分17秒。希帕霍斯(Hipparcus)的测量更加精确，他说一个恒星年是365天6小时10分钟，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仅仅是50秒。他还说，一个回归年是365天5小时55分钟12秒，和现代测量数据的误差是6分钟26秒。可见，希腊人的天文测量，不但比中国人早，而且比中国人精度高出几个楼层，已经达到秒级。希腊人的几何水平就一个字：“强！”
4。地球北极的旋转。回归年和恒星年的差距，其实就是地球北极微小旋转的周期。地球的北极现在指向北极星，但是万余年以后就不再是，再过万余年会重新指回北极星。希腊的希帕霍斯(Hipparcus)，就是前面那个测量的精确度击败了伊拉托森尼斯(Eratosthenes)和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人，得出结论，地球北极微小旋转的周期是28000年，在现代测量数据的25800年的10%误差以内。这个测量精度整整保持了1700年才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学家超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粗略指向南北极的指南针被列入中国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四大发明之一。这究竟体现了中国古文化的辉煌还是落后？
(4)
亚里斯多德理论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是，宇宙万物是由基本元素遵守基本规律而组成的，换言之是机械的、被动的、形而上学的，只要人们了解这些基本元素和基本规律，就能够解释一切天上、地上的现象。这和中国人把天上异象归结为预兆、认为老天有主观意愿、是主动的，形成了鲜明对比。非常明显，现代所有的科学研究，虽然把亚里斯多德的几乎所有具体结论、理论都推翻了，但是在科学精神上，都是继续着亚里斯多德的机械、被动、形而上学的客观主义作风。
客观主义作风的一个直接结论是，亚里斯多德的理论是可以被推翻的，因为验证基本元素和基本规律的是大自然，而不是亚里斯多德或者任何个人。但是，在实际操作上，亚里斯多德的大统一理论，“五大元素目的论”，远远超出了天文学的范围，导致很大的问题：如果要推翻地心说，必须同时推翻贯穿所有其他学科的“五大元素目的论”。就好比赤壁之战的曹操水军，多条大船用同一根索链拴住，单条大船是不可能被风浪掀翻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可以经历1800年而不衰，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所有文化学科中的大师、巨匠一起联手，才彻底地突破了他的理论。
如果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在文艺复兴之前是不可推翻的，那么解决天文观测和地心说理论之间矛盾的唯一途径是修正亚里斯多德的理论，也就是修正主义啦。事实上，西方天文学对天文理论的要求已经超过了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要求。亚里斯多德仅仅定性地说“因为以太是组成日、月、金、木、水、火、土的唯一元素，所以七大绕地行星的轨道是完美同心圆”，对天文学家来说，这基本等于没说。当时的天文学家已经认为，行星的轨道必须是量化的，可以计算的。这种计算，不但要能够符合过去的观测记录，而且要能够预测未来的行星位置。正是在这样苛刻的高标准严要求下，托勒密发动了对亚里斯多德地心说的最重大的修正。
托勒密(Ptolemy)(公元85年-公元165年)和东汉的张衡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他的手头有包括希帕霍斯(Hipparcus)在内的诸多希腊天文前辈对日、月、金、木、水、火、土的位置的精确观测，所以他一眼就看出，亚里斯多德“五大元素目的论”中所谓的“它们的轨道成正圆形，每天环绕地球，速度永远不变。”虽然非常蛊惑人心地完美，却根本经不起数学公式的推敲。行星不可能把地球当圆心做正圆形运动，行星的速度也不可能是恒定的。
事实上，许多早于托勒密的希腊人都知道亚里斯多德的“地球圆心恒速论”不符合观测数据。希帕霍斯(Hipparcus)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些人拿不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符合所有的观测数据，所以也没法修正或者推翻亚里斯多德。这就更加显示出托勒密的前无古人的深厚功力：他居然搞出了一个数学模型，不但能够解释所有的观测数据，而且可以精确预测日、月、金、木、水、火、土的未来位置！
托勒密对亚里斯多德的“地球圆心恒速论”做了两个修正：
1。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大行星的轨道是正圆形。但是，地球不在圆心。地球偏在圆心一侧，圆心另一侧对应于地球的那点叫等分点(Equant)。
2。七大行星沿着正圆轨道作“恒速”运动。但是这个恒速并非是恒定的线速度，而是恒定的角速度。这个角速度，也不是从地球测量的，而是从等分点(Equant)测量的。
因为托勒密的理论，无论是本轮还是均轮，都保留了“正圆形”这个完美轨道形状，所以亚里斯多德“五大元素目的论”可以勉强支撑下去。但是，从他开始，所谓的“地心说”，其实是“地球偏在一侧、行星绕等分点、恒定角速度”这么一个奇怪的模型。托勒密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行星会绕一个在太空中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几何点Equant运行？为什么地球会偏在一侧？为什么角速度是恒定的？对所有质疑他的理论模型的人，他只有一个回答：“It works!”用他的模型能够计算七大行星的未来位置，预测所有日食、月食，完全满足当时天文、航海等等的需要。既然他的理论完全符合实际观测，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下，这个模型就是对的。
这就是伽利略面对的“地心说”，一个有丰富哲学支撑、复杂数学计算、实际观测验证、领先中国数千年的先进天文理论。有谁还认为地心说是“腐朽没落”、“人类不幸”吗？
(5)
读到这里，你会问，“这个地心说和天主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嘛？”对啦，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和天主教本来就没有任何关系。亚里斯多德生于耶稣之前300年，托勒密也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发布米兰敕令(313年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之前200年，他们都不是基督教徒，只是古希腊人而已。至于天主教这个名字，其实是相对于1054年分家的东正教，比米兰敕令又晚了700来年。所以，罗马天主教捍卫古希腊地心说，听上去确实很古怪的。
事实上，伽利略捍卫的日心说，也不是他的发明，而是来自尼古拉斯*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哥白尼是文艺复兴的群豪之一，但是属于武功比较低微的一个。事实上，日心说也不是哥白尼的发明，是从古希腊人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那里抄来的。前面说过，阿里斯塔修斯曾经精确测量了恒星年。但是，前面没有来得及写，他还提出了日心说，认为地球围绕太阳旋转。
日心说有一个天生的死穴。前面写过希腊人已经知道，地球和太阳的距离是非常庞大的8亿4百万stadia (约1.28亿公里，一个比现代数据只差15%的数字)。如果地球真的是围绕太阳运行，那么在冬天和夏天，地球到恒星的视角必定不同。换言之，从地球观察恒星，他们之间的相对位置应该会变化，会有位移(Parallax)。
没有任何人观测到这样的位移。直到1838年，德国天文学家费得里奇*贝塞尔（Friedrich Wilhelm Bessel）为了测量天鹅座61号双星(61 Cygni)离地球的距离时，用望远镜首次在人类历史上观测到Parallax，半年间该星在天空的角位置移动了约1/5000度。用这一视差值，贝塞尔计算出天鹅座61号星的距离约为94．6万亿公里。
没有这样精度达到万分之二度的高科技观测，就不可能看见位移(Parallax)，也就使得“日心说”没有任何说服力。因为除了位移(Parallax)，“地心说”和“日心说”都可以解释一切人眼可以看见的天象。加上“地心说”非常符合人类的直觉，难怪“日心说”千余年算上哥白尼都没有几个粉丝。
哥白尼的“日心说”复古理论一共有7条假设：
第一条：对所有的天体轨道或天球，不存在一个共同的中心；
第二条：地球的中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重力中心和月球轨道的中心；
第三条：所有的天体都围绕太阳旋转，太阳俨然是在一切的中央，于是宇宙的中心是在太阳的附近；
第四条：日地距离和天穹高度的比小于地球半径和日地距离的比。因此，与天穹高度比起来，日地距离就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五条：天穹上出现的任何运动，不是天穹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地球的运动。正是地球带动著周围的物质绕其不动的极点作周日运动，而天穹和最高的天球始终是不动的。
第六条：我们看到的太阳的各种运动，不是他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属于地球和其所在的天球。就象任何别的行星一样，地球和其所在的天球一起绕著太阳运动；这样，地球就具有几种运动了。
第七条：行星的视运动和逆行，不是他们在运动，而是由于地球在运动。因此，只要用地球运动这一点就足以解释天上见到的许多种不均匀性了。
看到第4条假设了吗？对啦，你现在应该明白了，这第4条就是专门用来保护日心说死穴的。如果天穹高度接近无穷大，自然就没有可观测的位移(Parallax)现象了。这的确是个挡尽天下万招的招术，非常聪明。但是，哥白尼没有注明的是，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在1800年前已经用过这招，哥白尼日心说确实是“复兴”而不是“创新”。所以哥白尼是我非常“不”敬佩的文艺复兴人物之一。
波兰人哥白尼的“七条假设”记载于他1510年完成的短篇《天体运行注解》(De Hypothesibus Motuum Coelestium a se Constitutis Commentariolus)。这个直到十九世纪才被正式出版的短篇，在当时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哥白尼的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你会以为，作为一个天主教会主教的外甥、作为一个天主教在职的教士，他发表“大逆不道”的日心说，即使不被立刻揪出来批倒批臭，至少也会接到几箩筐的板砖。嘿嘿，事实刚好相反，哥白尼因为手抄本声名雀起，5年之内变成了国际(至少是欧洲)名人，以至于接到教皇的邀请修改公历历法。
当时的公历立法比较烂，只是用了回归年，没有用恒星年。一些比较重要的宗教节日，有的是基于回归年，有的是基于公历，所以回归年和公历的差距在几百年中不断积累，导致这些节日看上去在不断漂移，非常不像话。(Cu2+同学在第63贴提醒得很对，“儒勒历法的累计误差是由于精度不够引起的，并非回归年和恒星年混淆。”)确实是这样。历法改革以前，公历只是简单定义为365.25天，和真正的回归年差了11.25分钟。这每年11.25分钟的积累，每过128年就是1整天的误差了。基督教的某些节日，比如复活节，定义为春分之后第一个满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另外的节日，比如圣诞节，定义为12月25日。所以，复活节跟着准确的回归年走，圣诞节跟着公历走。这两个节日，每过128年就相差一天。基督教的1500多年里，这两个节日就已经相差了十几天了。如果不修正历法，教皇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千几万年后，复活节会从春天滑到六、七、八、九月等等，最终超过第二年的圣诞节，成为大笑话。所以教皇需要一个对天文学有研究的人，比如哥白尼，来修改公历历法。当然，哥白尼以一个名人的高姿态牛哄哄地拒绝了教皇的邀请。(Cu2+同学在35贴补充，“1582年教皇格利高里13改革历法，为了弥补年深日久的误差，宣布当年的10月4日该为10月15日。 （嗯，这不是少11天吗）这个格里高里历就是沿用至今的所谓公历。”)
受到“手抄本事件”的鼓舞，1536年开始，哥白尼的朋友们撺唆他出版一本正式的书。终于在1543年哥白尼在临终病床上写完并出版了《天体运行论》(De Revoluionibus Orbium Celestium)。你又会以为，即使是万恶的天主教反对日心说，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有识之士、文艺复兴先锋们都会鲜花铺地迎接这个伟大理论的发表，都会争先恐后地加入“哥派”。嘿嘿，你又猜错了。当《天体运行论》出版以后，在天文界、科学界，几乎没有人从“地心说”投奔“日心说”。原因很简单，即便撇开宗教信仰，只从科学角度看，“日心说”没有提供任何优越于“地心说”的东西。Parallax观测不到，所有七大行星又都能用“地心说”计算预测，所以“日心说”充其量是一个另外的计算模型，仅此而已。“地心说”的三个支架，哲学支撑、数学计算、观测验证没有因为“日心说”而缺少任何一个，“日心说”倒是缺少当时流行的亚里斯多德哲学的支撑，只剩两个支架。你说有谁会“弃明投暗”？
(6)
踢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并非哥白尼，而是另有他人，包括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比利时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德国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意大利的伽利略*伽利雷(Galileo Galilei)，英国伦敦人爱德蒙*哈雷(Edmon Halley)，英国的爱萨克*牛顿(Issac Newton)，等等。前面提过，亚里斯多德的理论触脚延伸到几乎当时所有的人类知识领域，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对他的理论的全面突破，只有靠文艺复兴的各国、各学科的巨匠大师联手。(八国联军除了美国、日本大概都来了。)虽然波兰的哥白尼勉强可以算作天文学的反叛分子，但是他只是重炒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冷饭，没有在理论上或者实践数据上有任何实质性的发展，所以和联手的大师相比，他顶多算个摇旗呐喊的。
意大利的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olo Machiavelli)(公元1469年-公元1527年)发表《王子》(The Prince)一书，对柏拉图(Plato)-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学发出挑战；比利时的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公元1514年-公元1564年)发表《人体组织》(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对亚里斯多德-格兰(Glen)的人体三魂解剖学发出挑战；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7年10月31日，在Witternburg的城堡教堂(Castle Church)张贴95篇大_字_报，打响新教(Protestant)革命的第一炮。。。这些都是在他们各自的文化领域里惊天动地的大事。因为本文主要讨论天文学，就不继续这些话头了。提及这些旁门大事的目的是要说明，这些邻居学科的革命，对亚里斯多德贯穿万科的哲学是一种蚕食，对天文学家的离经叛道是一种鼓励：如果亚里斯多德的“五大元素目的论”在政治学、解剖学等等都出错、破产了，那么在天文学他的理论同样可能是错的。踢倒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一条腿，哲学的支撑，即使没有被踢断，也已经开始有裂缝了。
哥白尼之后，地心说没有轰然倒台的迹象。一个原因当然是哥白尼的武功低微、进攻不力，另一个原因是地心说阵营出了最后一位大将，丹麦贵族泰可*布拉许(Tycho Brahe)(公元1546年-公元1601年)。(Singlemind同学在61贴补充说，“天文学家Tycho Brahe的中文译名一般是用 第谷。”)泰可在1572年观测到了一颗新星爆发(Nova)。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把月球轨道作为分界，凡是完美的都在月球轨道以外的太空，否则肯定是月球轨道以内的大气层。完美的以太星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新的恒星，所以这个天空中的新亮点一定是发生在比月亮轨道还要接近地球的大气层里。但是，当作为天文学家的泰可企图测量这个亮点的距离时，发现它的距离几乎是无穷远，远远超过月亮轨道。泰可在1577开始的20年间，又观测到了多达7颗的彗星。根据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完美的以太星空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出现彗星，彗星必定是大气层的现象。但是糟糕的是，当他企图测量这些彗星的距离时，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彗星的距离也是远远超过月亮轨道。
为了调和这些观测结果和亚氏理论，他继续了托勒密的修正主义路线。他说只有太阳和月亮是绕着地球旋转的，其他5大行星、所有彗星和不知所谓的新星都是绕太阳旋转，所以都在太空，都是比月亮遥远。这个修正，给亚里斯多德的以太星空里塞进了各种时有时无的东西，以太星空不再完美，除了月亮和地球，大家都是围绕太阳转，只是因为太阳也是围绕地球转，“地心说”才保存了最后的一点颜面。正是由于泰可的努力，哥白尼的临死著作《天体运行论》并没有达到地震效应，绝大多数天文学家依旧认为亚里斯多德-托勒密-泰可模型是最先进的理论。
地心说阵营末代大将泰可于1601年谢世，他经过40年积累的庞大的精确的天文测量数据库，以及他的神圣罗马最高数学家和星象家的职位，都传给了他的得意弟子，德国的约翰尼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泰可的数据宝库在手，数学大师开普勒如鱼得水，在8年后(1609年)发表了关于行星运动的两条定律：
第一定律：所有的行星轨道为椭圆形，太阳为其中一个焦点。
第二定律：如果我们将太阳到行星之间连接一条线，这条线在单位时间扫过的面积是常数。
又过了9年(可见第三定律的含金量比前两条高很多)，在1618年开普勒发表了关于行星运动的第三条定律：
第三定律：行星运动周期的平方和行星与太阳距离的立方成正比。
这就是著名的“开普勒三大定律”。开普勒用椭圆形代替了亚里斯多德的“正圆形”，用椭圆形的一个焦点代替了托勒密的等分点(Equant)，用第二、三定律的计算代替了托勒密的“角速度恒定”。开普勒的计算公式和泰可的实际观测数据吻合得天衣无缝，69年以后更是得到了牛顿力学的直接证明，从而把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二条腿，数学计算，完全踢断了！
从开普勒发表三大定律的费劲难产程度可以看出，这三条经验公式是他对泰可的40年的天文观测数据遗产做了大量的数据挖掘(data mining)得出的经验公式。所以日心说的最终崛起，泰可应该说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可惜，后人只记得他的学生，不记得他本人了。
作为泰可继承人的开普勒，以其深厚的数学功底，本来是可以继续发扬光大“地心说”的。不幸的是，他交友不慎，终于里通外国、欺师灭祖，投奔了日心说阵营： 事实上，当泰可还活着的时候，从1595年开普勒和意大利人伽利略的往来信件中已经可以看出，他站队到日心说那边了。
(7)
我们暂时不讲伽利略和天主教会的斗争故事，先说说伽利略是如何踢板凳的。
伽利略生于1564年的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大本营。年轻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问题青年，喜欢挑战权威。在比萨大学读医学的时候，常常提出和教科书相反的意见，于是常常遭到教授的批评和否决。和教授吵翻的他没有拿到学位，所以最终没有机会接过安德烈*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在解剖学的反叛大旗。被医学院教授赶出来以后，伽利略不但不反省自己的为人处世不够圆滑，而且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学习数学。因为只有数学的对错是可以算出来的，是不必看教授脸色、由教授说了算的。就报考了数学系。
1590年代的后半期，伽利略和数学高手开普勒通信甚密。前面说过，1595年两个人的通信往来证明，这两个人已经是秘密的哥白尼分子了。此后的十来年，开普勒集中精力归纳三大定律，猛踢“地心说”第二条凳腿。伽利略却游手好闲，跑去做些无关天文的物理和光学试验，比如钟摆啦，等等，(但是他没有从比萨斜塔往下扔铁球。这个传说始自伽利略的秘书Vincenzio Viviani，但是任何其他文献都没有记载这件面向公众的实验。即使是伽利略自己的《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中也只是写了一个想象实验，没有提到比萨斜塔。)继续保持哥白尼分子的秘密身份，没有对日心说做出任何贡献。
当开普勒发表第一、第二定律的1609年，在威尼斯做大学数学教授的伽利略听说荷兰人发明了一种叫望远镜的东西，只要用一片平凸透镜和一片凹透镜，就能够看清远处的物体。伽利略动手能力非常强，听个大概就知道自己能够造出望远镜，亲自磨镜片、做镜筒，造出了意大利的第一架望远镜。望远镜的放大倍数是3，也就是说，物体看上去距离上近到1/3，成像面积大到9倍。紧接着伽利略又做出了一个放大倍数是20的望远镜，并于8月29日在圣马可广场(威尼斯最著名的旅游景点)给商界和军界做公开演示，说望远镜的最大卖点是可以看到威尼斯港口以外2小时船程的海面。结果收到整个城市的无数订单，伽利略的工资立刻翻番，相信他的助教、助研们也日夜开工赚外快。此后不久，一艘荷兰货船驶入威尼斯港，船上满载荷兰制造的质优价廉的望远镜，但是已经太晚了，“满城尽是望远镜”，整个威尼斯市场已经充斥了伽利略牌望远镜。
伽利略发明(其实是荷兰人发明)、销售、制造望远镜的整个过程，包括温州式的模仿对手，包括先拿订单后制造的现代商业运作，包括抢占市场达到first mover's advantage，等等，完全可以载入任何一本MBA教科书。那么，天文学教科书呢？很明显，伽利略的望远镜事件初衷不在天文学，更加不是为日心说添砖加瓦。但是，当伽利略卖望远镜赚得钵满盆满以后，很自然，他会把望远镜指向天空。
1610年1月7日晚，伽利略通过望远镜观看木星，发现了木星附近的3个新亮点，排成一条直线。第二天，他发现这3颗星的位置发生移动！1月13日，他发现了木星附近第4颗新的亮点。在随后的几周里，这4颗星始终保持在木星附近，伴随木星缓缓滑过夜空。伽利略由此断定它们不是恒星，而是和木星一样的行星(或者说是伴随木星的行星)。行星数量一夜间从7颗上升到11颗！
1612年12月28日晚，伽利略发现了木星附近第5颗会移动的亮点，他认为这颗星的亮度大约是8等星。一个月后，他再次观测到这颗8等星。伽利略没有继续观测这颗星，可能认为他发现了木星的第5颗卫星，更可能是他以为发现了一颗新恒星。但是，今天的天文学家认为，他看见的非常可能是亮度为7.93等的海王星！因为伽利略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海王星的发现者这个光辉的头衔，被1846年9月23日德国柏林天文台的伽勒(Johann Gottfried Galle)抢走了。
运用天文软件stellarim，我贴两张重现的伽利略当年看到的星空：(图中，Jupiter是木星，IO、Europa、Callisto、Ganymede是四大木卫，Neptune是海王星。)
1612年12月28日晚木星附近的星空(0.3度视角)
1613年1月28日晚木星附近的星空(0.5度视角)
除了对木星的观测，伽利略又发现，月亮表面坑坑洼洼，布满陨石坑，根本不是“以太”般的完美；即使是太阳也常有黑子，随着太阳表面旋转，也不是完美的...就像哈伯太空望远镜一样，伽利略的望远镜开始改写当时天文教科书的每一页。
伽利略是第一个描述月球表面的，第一个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第一个发现木星的4大卫星的，等等。但是这都不关键，因为他和教会吵吵闹闹，最终结果是他向教会低头，他个人的测量和观测结果在理论上是可能被教会永远埋没的。所以，最关键的，是他把大量望远镜卖到满世界这个商业行为。因为人人都有望远镜了，月球表面、太阳黑子、木星的4大卫星等等也就人人可见，任何教会、政府都无法阻止这个事实。当伽利略卖掉第一架望远镜的时候，世界的天文精度立刻呈现几何级数的提高，“地心说”在越来越精确的测量数据面前将越来越难修正，“地心说”模型的崩溃就是必然的。亚里斯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三角凳的第三条腿，实际观测，终于断裂了。从此以后，就算伽利略个人向教会低头，哪怕伽利略最后完全投奔“地心说”阵营，也无法改变这个科学发展进程了。
在伽利略去世的1642年，地心说的三条凳腿，已经断了两条半。最后的防线是哲学支撑，也就是亚里斯多德的“五大元素目的论”。这个理论回答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了为什么行星应该绕地球做正圆旋转。开普勒的三大定律，伽利略的满城望远镜，都只能描述天体“如何”绕太阳运行，不能解释天体“为何”绕太阳做椭圆状运行。地心说的最后半条腿，是被爱德蒙*哈雷和爱萨克*牛顿打断的。
(8)
伽利略去世以后(不要急，后面会有几章细细讲述伽利略。)，望远镜在欧洲达到泛滥的程度。知识精英无不以拥有、自制望远镜为时髦，当时的GG在泡MM的时候，如果能够亮骚一架望远镜，就如同现在开跑车兜风。天文学家之间甚至展开了军备竞赛，争相制造世界上焦距最长、口径最大的望远镜。这个竞赛一直延续至今，从欧洲传染到美国，从地面扩展到太空。
英国伦敦人爱德蒙*哈雷(Edmon Halley)出生于伽利略去世14年以后。1680年他在巴黎度假，通过天文台长乔凡尼*多美尼科*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使用巴黎天文台的望远镜观测当年出现的彗星(1680年彗星)。法籍意大利人卡西尼，掌管巴黎天文台41年，号称“土星之王”，发现四颗土星卫星，土星环的卡西尼裂缝，木星大红斑等等。美国2004年访问土星的人造卫星就是以卡西尼命名的。据说此人是地心说铁杆粉丝，不但不信哥白尼日心说，而且认为开普勒定律、牛顿万有引力定律都是胡说。卡西尼没有意识到，1680年被他放入巴黎天文台使用望远镜观测彗星的哈雷是最终埋葬地心说的掘墓人之一。
因为七大行星(日月金木水火土)的轨道早在托勒密开始就被算得八九不离十了，只有稍纵即逝的彗星才能够引发欧洲天文学家的测量和计算的兴趣，所以观测彗星在当时的欧洲是个时髦。哈雷作为英国的天文学家、地质物理学家、数学家、气象学家，物理学家，和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当仁不让成为赶时髦中的一个。
虽然使用了巴黎天文台的先进望远镜，但是哈雷的1680年彗星的努力可以说非常失败。他的初衷是通过观测记录彗星的位置计算出它的轨道，但是他重蹈无数前人的覆辙，怎么都算不出来彗星的轨道。1682年，哈雷结婚那年的八月到九月，天空中又出现一颗彗星(1682年彗星)。哈雷携新婚之喜，再次跟踪观测这颗彗星，仔细记录了它的位置。他又一次失败了，没有能够算出彗星的轨道。
如果有道难题怎么都做不出，怎么办？找会做的同学抄啊！这个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哈雷几年没有做出彗星轨道这道题，于是在1684年1月去找英国皇家学院的“同学”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和克里斯多佛*雷恩(Christopher Wren)。哈雷问胡克：“如果一个物体沿椭圆轨道绕另一个物体运动(比如木星绕太阳)，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力)应该是什么？”
胡克是谁？他是英国博物学家，发明家，城市设计，建筑学。材料弹性的基本定律胡克定律的发明人，设计制造了真空泵，显微镜和望远镜，发明万能机械胡克接头的牛津派人物，牛顿的死对头。他一看哈雷这个班上(英国皇家学院)的“落后生”来请教自己，有点飘飘然，对哈雷牛哄哄地说：“这个太简单了，我现在就回答你：如果两个物体的运动轨道符合开普勒三定律，那么这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一定是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的。”哈雷大喜，让胡克写出具体的数学推导公式，结果胡克居然没能写出来。在一边的雷恩肚子里冒出坏水，悬赏40宪令给任何能够写出这个公式的人，结果两个月过去胡克也没有去领赏。
哈雷对牛津人的吹牛皮大为失望，于是在同年8月份找到了剑桥的牛顿。这回，哈雷反过来问：“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作用力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么这两个物体的运动轨道是什么？”牛顿，这位英格兰物理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自然哲学家和炼金术士，只说了一个字：“椭圆！”(E文里头椭圆就是一个字。) 其实双曲线、抛物线也都是可能的答案，不知道为什么牛顿只提椭圆。哈雷大喜，(但我怀疑这回他是假装的)，让牛顿写出具体的数学推导公式，结果牛顿居然也没能写出来！比胡克高明一点的是，牛顿宣称他以前就推导过这个公式的，只是那张纸一时找不到了。
哈雷一听，心里嘀咕：“典型的小学生都会的的“小狗吃了我的作业本”的借口嘛，居然给我来这套！”牛顿和胡克乃当世科学界两大顶尖高手，分别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旗舰人物，没想到都只会吹牛，拿不出真金白银。失望之余，哈雷知道没有可能找到比牛顿、胡克更高的高手了，只好敦促牛顿把“被小狗吃掉的作业本”尽快找到，并且和天下所有父母一样祭出“物质奖励”的法宝，对牛顿说，如果他找到了计算公式，他负责出钱发表牛顿的著作。这就是三年以后于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该书阐述了牛顿三大运动定律。虽然迟了些，牛顿总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比胡克强了些。哈雷也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支付了牛顿的全部出版费用。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使牛顿一夜之间名声大噪，但是哈雷拿牛顿公式来计算彗星轨道的路程却相当漫长。从1695年到1705年的10年间，哈雷仅计算出了24颗彗星的轨道。他注意到，其中三颗，1531年彗星、1607年彗星、1682年彗星(就是那颗哈雷新婚年彗星)，它们的轨道具有同样的形状、同样的飞行方向，同样的近日点，同样的18度轨道倾斜。于是他断言，这三颗彗星，以及1305年彗星，1380年彗星，1456年彗星，都是同一颗彗星。而且，这颗76年周期的彗星将于1758年12月再次出现。(哈雷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他大概没有细算1305年彗星、1380年彗星、1456年彗星的轨道，因为1305年彗星和1380年彗星并不是哈雷彗星，只有1456年彗星是。他“大胆推测”有余，“小心求证”不足。)
1758年圣诞节，也就哈雷死后16年，德国的一个农夫、业余天文爱好者报告说他在夜空中发现了一颗彗星，次年1月21日，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Charles Messier)，就是著名的110个梅西耶天体的命名者、彗星追踪大师，证实了这的确是颗彗星。随后的观测和计算表明，这颗彗星拥有和1531年彗星、1607年彗星、1682年彗星一样的轨道，就是回归的哈雷彗星！哈雷的预言得到全球轰动的证实。牛顿，这个基于亚里士多德学说建立的剑桥三一学院的毕业生，他的万有引力也最终取代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成为解释天上万物“为什么”如此运行的新理论。开普勒三大定律这样的经验公式也不再只是经验，成为牛顿力学的必然的推导结果。
(9)
既然说到了哈雷彗星，就在聊伽利略之前插曲一下，谈谈中国的哈雷彗星记录吧。大凡中国的教科书提到哈雷彗星的，少不了类似以下的文字：“在我国丰富的天象记录中，哈雷彗星记录之久远，记录之详尽，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史记 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七年，彗星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这是各国学者公认的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在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都有记录。”
事实上，仅凭彗星的年代和外观是无法证实一颗彗星是否是哈雷彗星的。平均每年都有近两颗肉眼可见的彗星划过夜空，只有细算它们的轨道，如果和哈雷彗星的轨道重合，才能够说某年的某颗彗星是哈雷彗星。前面说过，哈雷自己都搞错，把1305年彗星和1380年彗星误认为是哈雷彗星。而西方的彗星位置记录，一般是要比中国的“先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要精确、详细得多的。这样质量的西方记录，在大天文学家哈雷的手上，尚且会出错，而且是33%的错误率(他断言的6颗彗星里就错了2颗)。你说中国古人记录的成功率会是多少？所以科学的说法应该是，
1. 假定秦始皇七年为公元前240年，那么从那次起到1910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29次。
2. 在哈雷彗星回归的每一年中，我国史记和地方志中也刚巧有彗星记录，假定(又是一个假定)这29个历史记录的时间已经完全准确无误地被确认到至少1年以内的公元纪年。
3. 那么，我国记录的彗星中有一部分(也许全部)可能是哈雷彗星。但是，
4. 因为彗星位置记录没有详细精确到可以计算彗星轨道，所以究竟有多少次记录是哈雷彗星目前无法证实。
1978年以后的不少文章，更是会多出类似这样的文字“天文学家最新研究再次证实，中国记载了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这是世界最早的关于彗星的记录。”理由是，《淮南子 兵略训》有一句记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一下子把哈雷彗星的记录提早了800年！究竟这是哪个伟大的天文学家的最新研究？查下去，一定会查到已故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发表的《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趋势和它的古代史》(《天文学报》19卷1期（1978))。让我们比较一下张钰哲的原文和新闻界的报道：
张钰哲的原文:“假使 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 那么 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新闻界的报道:“因为 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 所以 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淮南子 兵略训》只是说有颗彗星出现夜空，没有时间，没有方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就是哈雷彗星。武王伐纣的年代不好确认，现在公认的研究数据有近100年的误差。在100年间可能出现的肉眼可见的(6等以上)彗星大约有177次，哈雷彗星可能出现1到2次，所以《淮南子 兵略训》的彗星刚巧是哈雷彗星的概率最多是2/177，约1.1%。
所以，张钰哲的原话很科学，以“假使”开头，表明这并不是他论证出来的结论，而是一个很有趣的可能，一个有1.1%概率的可能。张钰哲的意思是，如果有其他证据表明那颗彗星是哈雷彗星，那么以76年哈雷彗星的周期应该可以精确锁定武王伐纣的年代。“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星”，这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不是事实。但是国人哪里管这些，拿住张钰哲的文字断章取义，仅凭“彗星出”这三个字就向全世界宣称“中国人记载了公元前1057年的哈雷彗星”，中国当代人为中国古人争天下第一的疯狂劲头可见一斑。
张钰哲的原话说出了一个道理：企图假定一颗彗星就是哈雷彗星，然后确定历史年代的做法，是在玩概率游戏。这条貌似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其实是条岔道，正确率很低的。(葱农同学在68贴说，“中国人对天文测量精度不如西方；但中国对古代天象的记录比较重视，由于很早就有官方人员司职观天，积累了大量的一手原始资料，这为后世的研究提供了一些依据；夏商周断代里面，很多具体的年份都是参照天文来测算的；”我个人认为，和利用哈雷彗星一样，这个方法的正确率值得怀疑。葱农同学在139贴补充说，“古代对慧星记录也有很详细的案例，例如汉书五行志里的记载，现在普遍认为是公元前12年的哈雷彗星元延元年七月辛未，有星孛于东井，践五诸侯，出河戍北率行轩辕、太微，后日六度有余，晨出东方。十三日夕见西方，犯次妃、长秋、斗、填，蜂炎再贯紫宫中。大火当后，达天河，除于妃后之域。南逝度犯大角、摄提，至天市而按节徐行，炎入市，中旬而后西去，五十六日与仓龙俱伏。有详细的运行路线，出没时间，以及运行速度”)
在看到中国人最早记录哈雷彗星的吹嘘文字的同时，一般还能够读到类似以下的文字：“而在西方，直到2700多年后，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才观测到这个太阳系中最明亮最活跃的慧星，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仿佛哈雷欺名盗世，比人家晚了近3000年还抢走了命名权。其实，“发现前观测”(pre-discovery observation)在西方天文界是非常普遍的，最有名的就是前面说过的伽利略发现海王星。虽然他记录下了海王星的两个(甚至可能是四个)不同的观测位置，但是他误以为这只是颗木星的卫星或者一颗恒星，所以正式的海王星发现者就不是他。更何况，哈雷的望远镜观测和《淮南子 兵略训》、《史记 秦始皇本纪》的“观测”不是同一回事；哈雷记录的、能够计算三维轨道的彗星位置，和中国人记录的“彗星出”这样粗糙的观测记录不是同一回事；就算中国古人看到、记下了全部29次哈雷彗星的回归，他们也不知道这29颗彗星是同一颗彗星的。所以，中国古人的记录，和所有其他古文化的天象观测记录一样，是应该归类为“发现前观测”。
中国人的正统彗星理论，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彗出北斗，兵大起。彗在三台，臣害君。彗在太微，君害臣。彗在天狱，诸侯作乱。彗在日旁，子欲杀父。”所以，中国天官看见彗星29次，无论这些是否是哈雷彗星，中国宫廷至少也砍了29批王公大臣的脑袋。如果不是学习西方，恐怕到今天都会继续有人因为彗星掉脑袋。
(10)
让我们回归主题，仔细研究一下，究竟伽利略是如何与天主教会发生冲突的。文艺复兴时期，挑战权威、扳倒亚里斯多德的，远不止伽利略一个。伽利略主要是个文艺复兴的“武器贩子”，把望远镜发到每个人手里而已。为什么天主教偏偏与他为难？
事实上，哥白尼和伽利略，他们两个和天主教会的渊源极深。前面说过，哥白尼从小是身为天主教会主教的舅舅带大的，他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在职的教士，坐着一个衣食无优的职位(肥缺)，极其空闲，所以才有大把时间学习地心说、翻炒阿里斯塔修斯(Aristachus)的日心说。作为对比，和牛顿齐名的英国的胡克为了糊口不得不在牛津大学唱诗班打杂。所以哥白尼非常依赖天主教会的眷顾，他发表日心说的时候，害怕学术界同僚的讽刺打击，远超过害怕天主教会。
伽利略不但是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的教授，而且非常有政治和经济头脑。通过销售望远镜等新鲜科学工具，他赚钱拿到手酸。当他发现木星的4颗卫星的时候，立刻写信给威尼斯王子汇报工作，并且用麦第奇(medici)家族的名字命名木星卫星(Medician Moons I, II, III 和IV)。知道麦第奇家族吧？不知道的可以去狗狗。这个家族统治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萨城邦达400多年，在此期间，先后有三人当上教皇，在政治和经济上支持了文艺复兴的诸多巨匠，包括伽利略，其血统流入法国和英国王室流传至今。有一种说法，认为文艺复兴的成功，麦第奇家族是关键。所以，伽利略命名木卫这事，拿到今天，相当于一个北大天文学教授发现了水平超过NASA的新天体，然后立刻用咱国家领导人命名。
伽利略写给威尼斯王子的信。
伽利略不但和学术界、政界的高层都交情深厚，而且和天主教的高层也十分密切。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虽然他有三个私生女)，和许多主教、包括红衣大主教Barberini(就是后来当选教皇的乌班八世(Pope Urban VIII))都是至交好友！我想不出，当今哪个国家的科学家比当时的伽利略更加有权有势，在科学界、财界、政界、宗教界同时走红到发紫的。
前面说过，早在1595年，伽利略和开普勒就已经投奔了哥白尼日心说。但是，伽利略一直是一个哥派的“衣柜粉丝”(closet fan)，没有公开向学术界宣布。直到1610年他在销售望远镜之余开始用望远镜看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望远镜里的丰富新发现，为打击“地心说”提供了非常多的弹药。
最重要的弹药就是他用望远镜发现了金星象月亮一样有盈亏变化，这个变化只有用金星围绕太阳才能够解释，证明了金星不是绕地球的。伽利略认为这就是日心说最有力的证明。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了前面的文章就知道，泰克的修正模型里，是金星围绕太阳、太阳围绕地球。金星围绕太阳，并不能证明地球也一定是围绕太阳，金星盈亏并不能攻破修正后的泰克地心说模型。
但是，能够用望远镜作出无数新发现，导致一个千年天文理论不得不做出修正，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成就，伽利略成为意大利的骄傲。所以，在1611年伽利略首入罗马的时候，等待他的是鲜花红地毯，红衣主教们争相请他吃饭，当时的教皇保罗五世(Pope Paul V)还亲自接见他这个理论上是一介草民的普通天主教徒。
(11)
出名归出名，伽利略对地心说的修正模型是非常不屑一顾的。在他看来，修正模型是遮羞布，为什么不直接改成日心说嘛。前面说过，地心说修正模型的最后倒台，要靠几十年以后的哈雷和牛顿，日心说的死穴 --- 位移Parallax现象 --- 更是要等到1838年才最后被贝塞尔补上。但是，思想超前的伽利略没有耐心等待科学的蜗牛爬，他公开支持日心说，反对地心说，反对修正以后的地心说。他转变公众态度的方法，就是用文章、辩论向所有学术界、宗教界的地心说支持者发难、讽刺、打击。换言之，他试图发动舆论运动来达到科学辩论的胜利。
用发动舆论运动这个手段来达到科学辩论的胜利，至今存在。比如二战的纳粹德国，为了打击犹太人科学家，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做<<100个作者反对爱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以此说明相对论的错误。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我是错的，有一个人提出来就够了。”("If I were wrong, one would be enough." )爱因斯坦的意思是，科学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不是转变大众舆论，不是投票选举，不是多数人说了算。先进理论往往是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如果有科学反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就足够让错误理论垮台了。而伽利略恰恰就是拿起了舆论运动这个并不科学的武器。
当然，伽利略在方法上的错误，不能说明天主教审判他就是正确的。天主教当时打压伽利略，并非为了捍卫正确的科学讨论和研究方法。
天主教在千余年以前采纳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地心说把地球放在宇宙中心，符合上帝为人创造一切的教义，更加能够满足人类的“宇宙之中唯我独尊”的虚荣心。二是方便。基督教从公元开始的时候，亚里斯多德的地心说已经是学术界的主流了，天主教不可能另外发明一套天文理论，就顺手拿来用了。就像今天的“宇宙大爆炸”这样的天文学术理论被许多人用来“证明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宗教一般不发明新的学术见解，都是拿来主义。
既然地心说是天主教拿来的，学术上的发展就很可能导致更新后的学术理论和圣经不符，需要后人不断更新对圣经文字的解释迎合新学术理论。唯一能够避免经常更新圣经文字解释的方法是不要太咬文嚼字，不要说得太死，能够同时符合发展前和发展后的学术理论。一些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比如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和圣托马斯*亚昆那斯(St. Thomas Aquinas)等等，很早就对一些拿着圣经咬文嚼字的教徒发出警告，说圣经充满比喻，因为上帝只有用平民百姓能够理解的说法才能够和人类沟通。所以圣经不是天文、植物学、数学教科书，不能死抠文字企图推导出天文、数学定律或者结论。又说通过圣经，上帝要教导我们如何上天堂，而不是教我们天堂/太空如何运作。(God is intended to teach us how to go to heaven, not how the heavens go.)
可惜的是，哥白尼、伽利略向地心说发难的时候，也正是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为代表的新教向天主教发难、从天主教分裂、不承认天主教皇和主教们的权力的时候。新教认为，只要会认字，每个人就都能够读圣经、聆听上帝的教诲、理解上帝的意图，不需要天主教会的牧师做中介、做翻译。最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居然宣布新教为国教，自己是英国新教的教主，第一把手，完全不承认天主教皇。
天主教经历了如此反叛，痛定思痛，查找原因，力图避免分裂悲剧的重演。天主教认识到，圣经的语言，太多比喻，太多模棱两可的文字，如果大家都自己理解，多半会顺着个人的意志曲解圣经。吃喝嫖赌、甚至杀人放火，如果曲解圣经程度足够的话，就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理论根据”，从而心安理得地继续做坏事，这就是世风败坏的根源。新教离经叛道，也是钻了这个空子。所以，为了防止第二个新教的产生，类似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在天主教内部被彻底打压下去。天主教严厉地告诫所有教徒，只有梵帝冈才有权解释圣经，梵帝冈解释的圣经就是权威，不容个人更改。
所以，在学术界用泰可修正模型对抗伽利略发难的同时，天主教会很自然地用圣经里的话对抗伽利略的嘲讽。最常拿来对抗伽利略的有这么几段圣经：
诗篇104-5：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
历代志(上)16-30：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
传道书1-5：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
约书亚记10-13：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直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雅煞珥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
瞧瞧，上帝自己都说了，大地不动，太阳会动。想要太阳不动，哪怕只有一天，也需要上帝费力干活显神迹的。所以，上帝都是同意地心说的。从而，路德革命以后的罗马天主教会，犯了圣奥古斯丁一直警告的错误：咬文嚼字，把圣经当作天文教科书。
对于圣经天文教科书的文字，伽利略的唯一反应自然是无情的讥笑讽刺了。在天主教的眼里，讥笑讽刺圣经这个行为，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超出了一个教授的领域，超出了一个天主教徒的本分。从这一时刻开始，伽利略的行为不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而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教会内部攻击正统教义(圣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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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仅仅在伽利略鲜花游行罗马以后第3年的1614年12月，一个叫Thomas Caccini的牧师在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佛罗伦萨布道的时候，尖锐地攻击伽利略。一个月以后，另一个神父Niccolo Lorini读了伽利略的信件，对他以个人见解解释圣经非常不满，于是偷偷在信件里头添油加醋，夸大了伽利略对圣经的曲解，然后拿着涂改过的信件把他告上了罗马宗教裁判所(Consultor of the Holy Office (or Inquisition))。
天主教-亚里斯多德的宗教-文化结合，几乎覆盖人们生活的所有精神和物质的方方面面，所以名义上的“宗教”裁判所，是实质上的宗教、民事、刑事法院，而罗马宗教裁判所就是最高法院了。幸亏伽利略是世界名人，和宗教高层交情深厚，所以才把他告上高院，换了一般人，早就在地区裁判所解决了。比如著名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在1592年就是在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被定罪然后才转押罗马的。
不知道是否因为伽利略的名人效应，还是Lorini的造假被查出来，高院把状纸扔出窗外，说“查无实据”。又过了一个月，和Lorini一唱一和的Caccini擅自跑到罗马，请求高院把伽利略抓起来。结果高院说他“一面之辞、讽刺过头、信口雌黄”(hearsay, innuendo, and deliberate falsehood)，再一次把状纸扔出窗外。
但是，这两个地位低微的牧师公然状告世界名人伽利略，让公众怀疑他们背后有人指使，是天主教会的“敲山镇虎”，不久就要向伽利略以及日心说开刀。伽利略也对这些地位低微的挑战非常光火，他从小就是挑战权势的反叛青年，这么一来就更逆反了，加紧了对反日心派的攻击。他的好朋友、红衣大主教Barberini提醒他不要太嚣张、不要把教会逼急了，伽利略置若罔闻。
终于在1615年4月，伽利略收到了高院主席Robert Bellarmine的一封信，说
1。天主教会对日心说作为(平行于地心说的)一个假说而存在没有任何意见。(话中话是：你伽利略手头掌握的证据还不够，日心说作为假说自然可以，但是想取代地心说还得等几天。)
2。如果日心说真的有证据(比如有人观测到了位移Parallax)，那么天主教会就得重新解释一些圣经的话。(话中话是：日心说不是小事，一旦成立，教会就有得忙了，许多对圣经的解释都要修改。你伽利略不要搞错了浪费大家时间。)
所以这封信的意思是，你伽利略先找出日心说真正胜出的证据，在此之前就不要骚扰天主教会。结果，伽利略收到信以后，反而亲自跑到罗马来找教皇评理。保罗五世(Pope Paul V)当然知道伽利略背景复杂靠山大，不想亲自插手这件麻烦事，直接把伽利略这个烫山芋扔给高院。
高院的红衣主教们关门商量了一阵，保守派红衣主教们写了一篇“判决”，严厉指责日心说是愚蠢、古怪、完全是异端邪说、违反圣经文字。但是高院的许多温和派红衣主教们(其中不乏伽利略的朋友、靠山)把这个“判决”压了下来，另外写了一篇“判决”，去除了“异端邪说”等字样，对伽利略的命令是“放弃日心说，不准教授、捍卫日心说，甚至不能讨论日心说。”在伽利略认同签字以后，直接放人，既无监禁也没罚款，更谈不上用刑了。伽利略继续做教授、开公司、玩实验。相对于布鲁诺又是被驱逐又是被火烧的悲惨待遇，伽利略的势力浩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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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1616年的判决被高院存档。这就是伽利略第一次被审判的结果。这份判决有一个非常奇